我認為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君主的執政風格有關。從國內環境來看，眾所周知，清朝經歷康乾盛世後開始走下坡路，特別是到了乾隆後期，政治腐敗，官場賣官鬻爵之風盛行，特別是在川陝地區爆發了白蓮教起義，當時的清政府斥巨資並出動大量的人力物力才把這場動亂鎮壓下去。從國際環境上看，英國正在經歷第一次工業革命，由此拉動內需來積極傾銷商品，開拓海外殖民，當時的中國地大物博，經濟總量世界第一，成為英國原料出口很好的傾銷地。因此，英國派遣馬嘎爾尼使團出訪中國，與清政府互通貿易，但很不幸，清政府的閉關鎖國和夜郎自大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嘗試失敗了。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嘉慶登基成為清朝入關後的第五位皇帝。

嘉慶皇帝親政後，為了徹底整治自乾隆以來吏治腐敗的現象，將大貪官和珅處死，抄家後搜出來的貪汙銀將近20萬，隨後全部充公（其實是入了皇帝得私人口袋），因此，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諺語。不過，嘉慶的這種行為是有針對性的，當時官場貪汙腐敗之風積重難返，嘉慶不可能下定決心進行徹底得改革，改革淺嘗輒止。另外，當時的土地兼併比較嚴重，社會貧富差距懸殊，那些無地或破產的農民無以為生，只能走上反抗政府的道路，嘉慶雖然看到了這一點，但沒有制訂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案去解決。後來發生的天理教農民起義攻入皇宮，險些社稷傾覆，對這樣一件事，嘉慶雖然嚴厲鎮壓了起義者，又釋出了一篇冠冕堂皇地罪己詔，但他依然看不到背後的本質問題或者沒有改革的魄力。因此，嘉慶朝的土地兼併，賣官鬻爵之風依然如故。

當時的中國而且還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閉關鎖國的清政府依然自絕於世界貿易體系之外，其實歷史再次給了中國一個擁抱世界的機會，但嘉慶的迂腐的華夷觀念再一次錯過了發展自己的機會。當時英國使團長阿美士德請求面見嘉慶，討論貿易互市的問題。但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嘉慶竟然以英華人不叩拜，藐視天朝為理由，拒不接見，比他大老爹乾隆還要傲慢。“朝貢體制”成為清朝一貫對外交往的政治正確。

總之，經歷了康乾盛世的餘暉，嘉慶一朝已開始走下坡路，嘉慶本人雖然看到了國內問題的癥結所在，但他既沒有改革的魄力以及必要時承擔責任的勇氣，也昧於世界大事，不瞭解世界潮流的走向，由此一來，只能做一個看護家大業大財也大的平庸守成之君。正如馬嘎爾尼在日記中所寫到的那樣“中華帝國只是一艘陳舊不堪的破船，只是有那麼幾位謹慎的掌舵者才使他有幸在150年間不沉，倘若來了一位無能的船長來掌舵，那這艘船以及船上計程車兵和乘客就危險了”。我認為，這用到嘉慶以及後來的繼任者身上再恰當不過了。

可以說，嘉慶朝的“鹹與維新”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乾隆末期的局面，尤其是文化上出現了復興，同時也是自嘉慶朝開始，漢人逐漸得到重用，地位有所上升。但是嘉慶帝本人實是一個極為守成的皇帝，尤其是“鹹與維新”後期，見成效不顯，他又主張遵祖制，每天必做之事便是看歷朝帝王的實錄，以作為親政的標準。因而“鹹與維新”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各項弊端，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或者可以說，“鹹與維新”在短期內挽回了些許頹勢，減緩了清王朝衰落的步伐，但卻不能挽回清王朝衰頹的趨勢。

自乾隆後期開始，清朝的社會危機就以顯現，財政收入減少，國庫空虛，地方起義爆發嚴重。吏治、漕運、軍備等出現了廢馳的情況。於是嘉慶皇帝為了挽回清朝哀頹之勢，打起了“鹹與維新”的旗號。

像清朝第一大貪官和珅發難，殺一儆百。首先以“守值殯殿”將和珅軟禁起來，再列舉和珅的各項罪賬，並將其履職並逮捕入獄。又將和珅的黨羽紛紛捉拿，以切底清除和珅的勢力。從而充實了國庫，又打擊的貪汙之風。

嘉慶帝大開諫言之風，要求官員隨時進言，以資採納。對於官員怠玩的習性，對其痛罵，同時要求官員改掉陋習，整頓官風。

可以說在嘉慶帝的政策之下，整個清朝官場都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

在經濟上，嘉慶帝下詔罷免貢獻，倡導黜奢崇儉。更是以身作則，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為了減輕百姓的負擔，更是大力整頓漕運，加強黃河水患管理，以減少水旱災害所導致的損失，從而緩和了社會的矛盾。

在文化措施上，親自廢除了康乾時期大興的文字獄。認為文字獄是對文人詞客的迫害，而文字獄的廢除，讓當時的思想文化有了逢勃發展的局面。

嚴禁小說和戲劇，嘉慶帝認為小說會毒害讀書人的身心。而戲劇更是隻能在京城的外城演出。實施這兩項措施是為了以文化的手段禁錮人們的思想，從而消除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可以說嘉慶帝的“鹹與維新”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改善了乾隆末期清朝走向衰敗的局面。尤其是文化上出現了復興的現象。但嘉慶帝是個守成的皇帝，尤其在“鹹與維新”後期，見成效不顯，又主張遵祖制。

因此“鹹與維新”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各項矛盾，只是治標不治本。可以說這一政策確實在短期內挽回了清朝的些許頹勢，但不能真正有效的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