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他會受到處罰，理由如下：

第一，紅牌罰下的球員能不能在替補席上坐著？答案是不能！按照國際足聯的足球比賽規定，紅牌罰下後，該球員“必須離開比賽區域”，而替補席還屬於“比賽區域”，如果紅牌後直接走向替補席，容易被人以為是在換人。

第二、鄭智因罰下直接坐在替補席上，遭到停賽2場，這是有先例的，上海上港隊長應該受到處罰。

第三、那麼吃紅牌的球員必須回更衣室（休息室）嗎？不！該球員既可以回更衣室，也可以坐看臺上看比賽，甚至可以坐在球場通道那裡，這些位置不屬於比賽區域。

王燊超大機率是要被追加處罰的。

1.被出示紅牌的定義並不是簡單的離開比賽場地，而是離開所有比賽區域，所以球員是必須回到休息室或者上觀眾席(上看臺這種情況很少見)，或者在球員通道的電視上觀看比賽的程序。

2.為什麼不能坐在替補席？因為替補球員只會給有資格留在的球員而安排的地方。打個比方，即便替補席上的人員出言不遜或者有其他違規的地方同樣會被主裁出示紅牌或者黃牌的。所以由於紅牌之後就是完全失去了對這場比賽參與的資格的，是不能回到替補席上的。

不知道上海上港的工作人員是否進行了“提醒”的義務。但王燊超的行為確實違反了相關規定，當時比賽是接近尾聲，但比賽並沒有真正結束。嚴格來講是要接受1-2場的停賽處罰的。畢竟2017年廣州恆大球員鄭智因類似事件被禁賽2場。如果中國足協如果不能一碗水端平必然會在媒體發達的今天引起軒然大波。

如果把一切活動都作為遊戲，制度就是遊戲規則。換一種嚴肅的說法，制度是“一種有關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的行為準則”。制度不僅規範人的行為，還提供對人的行為的激勵。人的行為在一定製度之下進行，同時也會對制度作出反應。這正是制度的重要性之所在。

根據國際足協制定的賽例下列七種犯規中的任何一種，將被警告並出示黃牌： 1. 犯有非體育道德行為； 2. 以語言或行動表示異議； 3. 持續違反規則； 4. 延誤比賽重新開始； 5. 當以角球或任意球重新開始比賽時，不退出規定的距離； 6. 未得到裁判員許可進入或重新進入比賽場地； 7. 未得到裁判員許可故意離開比賽場地。 罰令出場的犯規 如果隊員違反下列七種犯規中的任何一種，將被罰令出場並出示紅牌： 1. 嚴重犯規； 2. 暴力行為； 3. 向對方或其他任何人吐唾沫； 4. 用故意手球破壞對方的進球或明顯的進球得分機會(不包括守門員在本方罰球區內)； 5. 用可判為任意球或球點球的犯規破壞對方向本方球門移動著的明顯的進球得分機會； 6. 使用無禮的、侮辱的或辱罵性的語言及動作

既然足協作為足球運動在中國的足球官方制度制定人、維護人和推動人，那麼足協必然有義務來維持既定的規則和制度框架。話句話說，上港隊長被處罰是必然的。因為制度決定人的一切行為，最終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足球水平。另一個方面來看，制度在約束的同時，也存在激勵和輔助作用，如果破例不加以處罰，對導致其他球員的效仿，勢必造成足球組織的混亂，最終導致和國際足球準則的脫軌。這和我們一直倡導的足球國際化背道而馳的。

這個嘛，按規定來說肯定是要處罰的，但具體怎麼罰，那就看足協啦！估計也是和稀泥，無傷大雅。胡爾克傷退，上海上港追趕步伐放緩，可不能再出什麼么蛾子啦。中超聯賽要保證精彩度，存有懸念，必須三強爭霸啊。

其實這個事件出來後，網路上早就議論紛紛啦，都認為王燊超會遭到足協的追加處罰。

甚至搬出鄭智的先例，之前鄭智被紅牌罰下場滯留替補席長達五六分鐘，事後被中國足協追加處罰，罰款一萬元人民幣，停賽2場。

可是，當初中國足協的檔案是怎麼描述的？這個問題非常關鍵。

在中國足協釋出的處罰公告中，有兩個關鍵點：

1、鄭智被紅牌罰下場，未按規定要求離開替補席且滯留較長時間。

2、當值裁判員多次要求鄭智離開並返回休息室，但其仍未按要求離開。

那王燊超這次被罰下後仍然滯留替補席，這是事實，證據確鑿，無法改變。但有沒有達到處罰鄭智的依據呢？這就看裁判組的報告怎麼寫啦！也得看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的態度。或許對於王燊超這個事件，最終處理結果也就是罰款了事而已，不存在追加停賽的處罰。

在之前上海德比戰中，王燊超怒推當值裁判，都毫髮無損，可想而知中國足協會怎麼處理啦！難道怒推裁判的影響不比這個滯留替補席來得嚴重麼？即使是國際巨星C羅，都未曾逃過處罰。C羅就這麼輕推裁判，事後都遭到罰款+停賽。

可中國足協沒這麼能幹，和稀泥倒是頂級水平！好不容易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可不能因此讓中超失去觀賞性啊！有懸念的比賽才能得到更多的關注！

如果就此重罰王燊超，那對於核心胡爾克傷退的上海上港來說，本就遭遇三連平，落下6分的差距了，再有主力停賽，那無疑是雪上加霜，更加難追趕廣州恆大，甚至會讓本賽季爭冠大戲就此失去懸念。

所以說，中超這個江湖啊，說不清道不明。王燊超可能就是被罰款了事，不會再追加處罰停賽啦！紅牌就已經要自動停賽一輪，沒必要再去追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