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不適合。每種思想都有合適的土壤，春秋是亂世，更適合“霸道”，而儒家講究仁愛，所以不合適。講究仁義，如果真這樣，諸侯就不能隨便發動兼併戰爭了，國土還怎麼能擴大。一套修身的學說，對君主束縛太多。

②落後性。儒家一直都是比較崇古的，認為古代就是比當時好。最推崇的是周朝，當時已經是春秋時期了，還恢復舊制，就太落後了。後來的王莽和建文帝，都是恢復周朝的東西，結果都被推翻了。

④虛偽性。儒家推崇的禪讓，只不過是儒家美好的幻想，真正的權力鬥爭是很殘酷的。儒家的學說，還有很多虛偽的地方。

據史料記載：當時周王室衰落，禮崩樂壞，各諸侯國以及各種勢力為了爭奪既得利益以及皇權王位，已經失去做人底線，已經沒有禮儀廉恥，謀權篡位、燒殺搶掠、烽火連天、戰爭不斷，再加上各種天災人禍，長期生靈塗炭，百姓生活顛沛流離，整天惶惶不安。

孔子自立門戶，開辦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培養了3000弟子以及72賢人，周遊列國到處宣揚他的政治主張和思想，在教育培訓領域在當時真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來到老年修改整理四書五經創立儒家學派，在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方面，真的是功不可沒。

正如蔡志忠先生所說：儒家是解決人與人的關係，道家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佛家解決的是人與自己內心的關係。他的仁義學說確實在當時是有一定的生存條件。孔子周遊列國處處碰壁，一生顛沛流離，身體也不好。尤其是向老子問道以後，被老子毫不客氣的批評。他的仁義禮智信儒派理論體系在當時也非常好，但是強權階級和強大利益集團卻根本不放在眼裡，因為如果用他的理論和思想，這些人當權受益都受到質疑和爭論，更不可能嘴裡喊著仁義道德，背地裡卻幹著篡位奪權燒殺搶掠的事情，是難以登上大雅之堂的，不足以安民心順民意得民心。

所以在和平年代，他的理論體系老百姓可能會受益。但是在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真的是太難了。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盛行其道，而孔子的仁愛思想卻並不受關注。問題的根源在於，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周天子已形同擺設。而崇尚周禮，主張克己復禮的孔子，他的學說可以說是與當時的社會風氣背道而馳的。

外部形式嚴峻，轉移了國內的社會矛盾，教化民眾就顯得多此一舉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天子權威的下降，各國之間都開始了自己的兼併戰爭，大國吞小國，小國投靠大國。因此，戰爭成了當時的主旋律。而對外戰爭的頻繁就能轉移國內的社會矛盾，使之一致對外。以秦國為例，《史記·商君列傳》中記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秦國雖然刑法嚴峻，但是因為對外戰爭頻繁，只要戰爭就能轉移民眾注意力。這也是為什麼直到秦朝統一，秦國刑法嚴峻的問題才凸顯出來的原因。因此，孔子的“克己復禮”，教化民眾的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顯得多此一舉。

見效慢，不如法家學說立竿見影

法家學說與孔子學說最大的優點就在於，法家主張以強制的手段來約束民眾，約束力強，見效快。即使會引起不滿，也能透過戰爭轉移矛盾，形成良性迴圈。孔子的仁愛思想則不同，《論語·學而》中這樣說道：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這段話道出了孔子所主張的“仁”的含義。而在我看來，這種所謂的“仁”需要的時間成本太過高昂，這在當時是行不通的。

崇尚周禮，為君王所厭惡

如果說上述的原因是孔子的學說導致的，那麼這個因素就是孔子本人導致的。我們先來談談春秋時期。《史記·周本紀》記載，

平王立，東遷於雒邑，闢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史記·周本紀》

自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就已經衰敗，諸侯之間開始了兼併戰爭，這就是春秋時代。而孔子崇尚周禮，這幾乎在當面打諸侯王的臉。於情於私，諸侯王都不會給孔子好臉色看，更別說推行孔子的主張了。

結語

綜上所述，孔子的仁愛思想不能立竿見影，而且與當時禮樂崩壞的趨勢背道而馳。不能說是孔子的學說有問題，只能說是生不逢時吧。

孔子的時代，用孔子的話說，是禮崩樂壞，沒有統一的法度遵循，亂世，各地都處於“紛爭”中。

勸人向善，卻無法給予善，力有不逮。用孔子自己說的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這方面，孔子自己能自保就已經很不錯了。

大亂必有大治，既然是亂世紛爭，就不會有共同的法度遵循，只能依靠各諸侯國軍隊的強力。孔子不是諸侯君王，無名無份，自然是名不正則言不順，需要各國君王的採納後，才可以顯現孔子言論的作用。

孔子處亂世，但仍舊能有影響力，能夠給予“影響”，說明不能忽視。特別的，能夠“教化育人”，後世皇帝的“內聖外王”，都包括有“儒”的影響和表現。以一己之力有這麼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此孔子“此人”被後人尊為“孔聖人”。也因此，“立身、立功、立言”直到現在，也有廣泛的遵從性（名正言順）。

現代人，已經知道了認識需要一個“過程”。歷史的“侷限性”告訴人們，文明是一直向前的，因為人具備了“積累”能力。

孔子所倡導的仁政愛民，克己復禮，尊崇堯舜等的思想，完全不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背景，與時代要求相背離。從以下幾點來看，

一是社會經濟制度基礎。春秋末年，原始的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過渡，原有的井田制已經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則是私田制，國民將替代奴隸，私有制進一步發展，而孔子主張的經濟基礎不復存在。

二是政治制度的基礎。以周天子為分封制的諸侯體系的崩潰為標誌。隨著時代的發展，春秋末年，周天子的權利被嚴重削弱，各分封諸侯不得不以自身實力來確保國家和宗族安全。孔子先師所倡導的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不適合各諸侯國切實利益。

三是軍事上的迫切性，不可能接受孔子循序漸進的王道政策。從周武分封，到春秋末年，二三百年間，由幾百個諸侯國被兼併成幾十個國家，每個諸侯國的生存都受到威脅，唯一的辦法就是，儘快時間發展經濟，擴充軍力，以霸道手段壯大自身。

最後，由於以上的原因，孔子思想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相背離，所以很難形成統一的文化認同，不被接受是時代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