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傳奇
看看晚清歷史，讓人最痛心疾首的莫過於那一個接一個的不平等條約。自《中英南京條約》給他們嚐到甜頭起，西方國家凡是有點本事的，都跑來中國地盤上撒野，然後用條約讓你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降低關稅……
南京條約簽字儀式
1842年8月29日，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停泊於南京的英軍軍艦“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1843年，耆英再任欽差大臣，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
望廈條約
1844年，兩廣總督耆英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黃埔條約》。
清政府割地俄國
1858年，因為沙皇俄國派兵威脅，黑龍江將軍奕山不得不與俄國簽訂《瑗琿條約》。
1858年，欽差大臣內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先後與俄、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
咸豐籤準北京條約處
1860年10月24日至25日，恭親王奕訢在北京簽訂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11月，又批准了中俄《璦琿條約》，即承認被俄羅斯割佔的60多萬平方公里（大約4個山東省大小）領土合法化。
馬關條約簽字儀式
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時40分，直隸總督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在馬關春帆樓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辛丑條約簽字儀式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代表慶親王奕劻、直隸總督李鴻章與英、美、俄、法、德、意、日、奧、比、西、荷十一國外交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
……
看看這些史實，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簽訂條約的主要人物中，除了《天津條約》，基本都是地方官在主導，似乎清政府的套路就是，給地方官加個欽差大臣的名號，然後就讓這些封疆大吏處理了。
按照現在的思維，與外國簽訂條約屬於國家行為，怎麼的都應該中央政府來辦啊？怎麼會讓這些地方官來辦呢？而且都是吃力不討好的活，地方官難道有毒嗎?
這要從清政府的外交機構說起。
鴉片戰爭前，清朝因為閉關鎖國，偌大個朝廷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外交事務由理藩院負責，而理藩院是用來統治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數民族的政府機構，可以說搞外交完全是業餘。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因為被迫開放口岸通商，先是設五口通商大臣（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後來叫南洋通商大臣，但都是由地方的總督、巡撫兼任。先是兩江總督，後來又交給兩廣總督，再後來又歸兩江總督。改為南洋通商大臣後由江蘇巡撫兼任。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舊址
直到1861年，清政府才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901年，《辛丑條約》第12款又改名為外務部。這時候，清朝沒有從事外交事務的專門機構才成為歷史，這也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外交機構。
而1842年-1861年這20年空檔期中，按照職責分工，與外國打交道的工作自然交給了這些地方大員。而正是在這20年間，他們簽下了大部分不平等條約。
他們之中有耆英那樣“藐視皇權”、矇蔽中央的，也有李鴻章那樣不忘使命、盡心為國的，但是他們在歷史上大都名聲受損，再加上華人的一片罵聲、孔孟禮義的內心折磨，這些看似風光的封疆大吏，只要良知尚存的，真的過得並不風光。
在這些“簽字大臣”身上發洩完不滿後，罪魁禍首卻無人追問，人們依然對清政府抱有幻想，卻不知，根爛了，再怎麼修剪枝葉都是於事無補。
@古史傳奇
看看晚清歷史，讓人最痛心疾首的莫過於那一個接一個的不平等條約。自《中英南京條約》給他們嚐到甜頭起，西方國家凡是有點本事的，都跑來中國地盤上撒野，然後用條約讓你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降低關稅……
南京條約簽字儀式
1842年8月29日，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停泊於南京的英軍軍艦“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1843年，耆英再任欽差大臣，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
望廈條約
1844年，兩廣總督耆英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黃埔條約》。
清政府割地俄國
1858年，因為沙皇俄國派兵威脅，黑龍江將軍奕山不得不與俄國簽訂《瑗琿條約》。
1858年，欽差大臣內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先後與俄、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
咸豐籤準北京條約處
1860年10月24日至25日，恭親王奕訢在北京簽訂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11月，又批准了中俄《璦琿條約》，即承認被俄羅斯割佔的60多萬平方公里（大約4個山東省大小）領土合法化。
馬關條約簽字儀式
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時40分，直隸總督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在馬關春帆樓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辛丑條約簽字儀式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代表慶親王奕劻、直隸總督李鴻章與英、美、俄、法、德、意、日、奧、比、西、荷十一國外交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
……
看看這些史實，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簽訂條約的主要人物中，除了《天津條約》，基本都是地方官在主導，似乎清政府的套路就是，給地方官加個欽差大臣的名號，然後就讓這些封疆大吏處理了。
按照現在的思維，與外國簽訂條約屬於國家行為，怎麼的都應該中央政府來辦啊？怎麼會讓這些地方官來辦呢？而且都是吃力不討好的活，地方官難道有毒嗎?
這要從清政府的外交機構說起。
鴉片戰爭前，清朝因為閉關鎖國，偌大個朝廷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外交事務由理藩院負責，而理藩院是用來統治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數民族的政府機構，可以說搞外交完全是業餘。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因為被迫開放口岸通商，先是設五口通商大臣（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後來叫南洋通商大臣，但都是由地方的總督、巡撫兼任。先是兩江總督，後來又交給兩廣總督，再後來又歸兩江總督。改為南洋通商大臣後由江蘇巡撫兼任。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舊址
直到1861年，清政府才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901年，《辛丑條約》第12款又改名為外務部。這時候，清朝沒有從事外交事務的專門機構才成為歷史，這也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外交機構。
而1842年-1861年這20年空檔期中，按照職責分工，與外國打交道的工作自然交給了這些地方大員。而正是在這20年間，他們簽下了大部分不平等條約。
他們之中有耆英那樣“藐視皇權”、矇蔽中央的，也有李鴻章那樣不忘使命、盡心為國的，但是他們在歷史上大都名聲受損，再加上華人的一片罵聲、孔孟禮義的內心折磨，這些看似風光的封疆大吏，只要良知尚存的，真的過得並不風光。
在這些“簽字大臣”身上發洩完不滿後，罪魁禍首卻無人追問，人們依然對清政府抱有幻想，卻不知，根爛了，再怎麼修剪枝葉都是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