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窮不是從嘉慶朝開始而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更準確的說是太平天國之後才變窮的，近代史寬泛又針對性的說落後，是混淆概念為了凸顯新政權的進步。實際清朝落後，更多是軍備和制度的落後，是戰爭戰敗才越打越窮，而不是本身就窮，窮到無法支撐時候，才有了近代史的政權更替。

嘉慶登基時的清朝，就像是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看不好了。這都是他的老子，最大的敗家子乾隆造的孽，而和珅只不過是檯面上最大的代言人而已！

乾隆是清朝最無能的皇帝之一。他沒有其父雍正的治國才能，沒有其子嘉慶的寬厚仁和，偏偏坐了六十年天下害苦了百姓。他就是隋朝的楊廣，典型的二世祖！

雍正駕崩後留給乾隆7300多萬兩白銀的國庫收入，因為“整頓吏治”也留下了一個相對清明的政局。

乾隆呢？在他統治的六十年間，國庫每年都維持在6000至7000萬兩的白銀收入，這樣的大清朝居然還能虧空；而他做太上皇的那四年爆發了白蓮教起義，更是加重了國庫的空虛。

乾隆交給嘉慶的是一個腐敗橫行，上下都爛掉了的大清朝。

其實腐敗只要沒有蔓延就並不是什麼疑難雜症。但乾隆中後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導致腐敗的治理難度呈幾何倍數增加。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的甘肅冒賑大案就是集團化作案。此案牽涉總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縣官員113人，追繳贓銀281餘萬兩。如果全部查處，甘肅全省政府體系立馬癱瘓，為此乾隆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

而且此案還波及直隸、盛京、江蘇、浙江、雲南等幾個省，震動全國，是“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這種集團化的貪汙大案，在乾隆一朝就爆發了五起。

乾隆好大喜功，如果說“康乾盛世”真的存在的話，那也終止於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也就是這一年乾隆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

雖然他裝模作樣的告誡地方各省“力屏浮華”、“時時思物力之維艱，事事惟奢靡之是戒”，但實際上前後六次南巡都耗費百萬鉅款，加重了地方的負擔。

這樣的結果就是地方政府出現了財政赤字，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大清朝普遍的現象，尤其是江南更是重災區。為了維持日常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運轉。

能想象得出一個國家的地方政府需要借債才能維持運轉嗎？古往今來只有乾隆給他的兒子留下了這樣的一道歷史奇蹟！

正是因為貪腐已經成為乾隆時期的官場潛規則，貪汙的手法不斷創新，地方衙門出現臃腫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乾隆晚期至嘉慶初期，各地衙門藉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佔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

這些人橫行鄉里，巧立名目，更是加重了清王朝的衰敗。

嘉慶雖然意識到腐敗關係著大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所以他需要殺了和珅，用他的家產來填這些坑，同時震懾官場。

然而根都爛了，就不是殺一個和珅，清除一個和黨能解決問題的了。

和珅被抄家之後據說所得的贓款高達8億兩白銀之多，而當時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不過才4千萬兩白銀而已，有人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正是這樣來的。

可是實際上和珅跌倒了嘉慶也沒有吃飽，清王朝依舊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更搞笑的是在財政收入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比如財政收入由嘉慶時的4千萬兩白銀增長到甲午戰爭前的8千萬兩白銀，之後更是一路增長到清朝末年的3億兩白銀。

然而查抄了和珅8億兩白銀財富並且財政收入迅速增加的清王朝反而越來越窮了，下面我們來看這其中的原因。

許多人以為嘉慶皇帝抄家和珅所得的8億兩財富都是白花花的銀子，可是事實卻是這些財富中大部分都難以變現的物品，諸如古玩字畫和田園宅邸等等，而真正可以馬上拿來用的真金白銀並不多，所以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並不是很準確。

早在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當政時期清朝貪汙腐敗問題就非常嚴重，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而這兩位皇帝更是帶頭腐敗和揮霍無度，光六下江南就耗費了無數的銀兩，因此有人戲稱他們一個坑兒一個坑爹，只是苦了勤勤懇懇勵精圖治的雍正皇帝了。至於後期的慈禧太后挪用軍費就更加可惡了，而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鴻章死後留下4千萬兩白銀。

由於鴉片戰爭失敗鴉片貿易合法化更加使得白銀大量外流銅錢貶值，這些都招致了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不斷，而要鎮壓就的花費無數的白銀。同時列強入侵後不斷的割地賠款也導致清王朝財政虧空，所以最後看似清王朝財政增長迅速，可是實際上卻是由於內憂外患不得不舉債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