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邀請。漢武帝劉徹，西漢第七位皇帝，漢武帝消除諸侯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罷百家思想，任用酷吏推行嚴刑峻法，在強國弱民上把秦始皇遠遠甩在身後，開疆拓土，奠定東北，西北，西南，東南領土格局，才是他最大功勞，使當時中國土地疆土翻一番，然而弱民政策需要嚴刑峻法，開疆拓土需要戰爭，北擊匈奴，開疆拓土，法家思想，愛和仁義都靠不住，唯有嚴刑峻法，兩面三刀，集權弱民，耕戰強兵才能成就霸業，孟子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有幾個君王真心為老百姓著想，漢武帝也需偽裝實行的是法家強君弱民政策，表面上主張王道，仁義，克己復禮，成為偽裝的首選，那就是儒家思想，仁愛不能斂財加稅，富國強兵，只能滿口的仁義道德，才是欺騙老百姓和士大夫最好方法，說儒話，但是主要遵守法制，從古到今中央和地方較量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漢武帝徹底終結西周實行分封制度，因為分封制度最終和中央對抗，要開疆拓土就要發動戰爭，發動戰爭就需鹽鐵錢財，那些商賈富豪，商人家財萬貫，富甲一方，大商人財富可以和一郡相比，小的可比幾個縣，當時鑄錢鍊鐵都在深山或在濱海，生產死亡率很高，很多都不是政府的編戶人民，一般都是亡命之徒，這些法外之地，把鹽賣了當作軍費，鐵鑄成兵器，工人編成軍隊，那就可以適反，所以將鑄錢鍊鐵全部國有化，民間不得染指，煮鹽可以，民間可以生產，但是政府統購統銷，後來酒，土特產也要政府專營，國家全面控制造領域和流通流域，政府成為唯一商人，鹽鐵專營既打擊地方商人富豪勢力，又為開疆拓土政策提供大量稅收，韓非說，民弱才能國強，老百姓還是窮點好，人民都富有，老百姓可以輕易造反，要是人民都富貴，誰還會為朝廷為皇帝賣命，為了一點賞賜拼命上戰場，這種赤裸裸的與民爭利，那些富賈鉅商會乖乖投降嗎？，當然不會，朝廷有殺手鐧，那就是嚴刑峻法，提撥重用酷吏，嚴刑拷打，刑迅逼供，沒有罪可以加罪，要麼砍頭，看誰還敢跟朝廷作對，漢武帝利用巫蠱，就是要除掉太子劉據，衛夫子的兒子，大將軍衛青的外甥，大將軍霍去病的表兄弟，衛肓，霍去病功高震主，如此強大外戚勢力，是否會威脅劉家天下，立劉弗陵為太子，但是必須立子殺母，漢武帝在位52年，認識到自己太多戰爭，漢武帝下罪己詔。兩年後漢武帝去世，太子劉弗陵繼位，就是漢昭帝。

鹽鐵專賣的制度可以說是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管仲卻認為：稅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財物，自然會招致人民的不滿。最好、最理想的辦法是“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在具體辦法上，管仲給出了簡單卻影響深遠的七個字：“唯官山海為可耳”。煮海成鹽，開山成鐵，只要把山、海的資源壟斷起來，就可以把鹽鐵的經營買賣控制起來，進而從中獲利，是為“鹽鐵專賣制度”。秦商鞅變法，控制山澤之利，也實行鹽鐵專賣，所以秦朝也是實行鹽鐵專賣的。直到劉邦建立了漢朝後，情況有所改變，漢初開放民營，一部分山澤允許商人開採，這使得經營鹽鐵的商人富比王侯。雖然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漢朝國庫充盈，但是漢武帝多次征伐匈奴，把錢都花光了，想要讓那些大商人援助國家一些，但是那些大商人都不願意。漢武帝迫於財政壓力和對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為了掌握全國經濟命脈，從經濟上加強封建中央集權，抗禦匈奴的軍事侵擾，打擊地方割據勢力，於是就同意了孔僅和東郭咸陽提出的鹽鐵官營的方案，不過這兩個人能力不足，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成效明顯，但這兩個人多選用商賈擔任鹽鐵官，所以不但執行的不徹底，還造成了嚴重的吏治混亂現象。桑弘羊掌管財政大權後，增設大農部丞數十人對郡國鹽鐵官分別予以整頓，並增加了鹽鐵官的設定地區，推行了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及均輸、平準、統一鑄幣等一系列重大財經政策。桑弘羊的經濟措施，雖然適應了當時鞏固西漢王朝政權的需要，為西漢王朝奠立了堅實的財政經濟基礎，但是，卻也給農業生產、中小工商業和群眾生活帶來了某些不便與困難，特別是剝奪了地方諸侯和富商大賈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可是漢武帝時期正處於西漢的強盛時期，在實行鹽鐵官營政策前的十幾年，漢武帝多次派遣大軍與匈奴作戰，打得匈奴遠遁，出現了“漠南無王庭”的局面，那些大商人就算心裡再不滿，面對漢武帝也不敢有什麼動作。不過在漢武帝去世，漢昭帝即位後，鹽鐵官營制度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官員，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六十多位賢良方正共同討論民生疾苦，其中鹽鐵官營制度是討論的重點，這次會議也被後世稱為“鹽鐵會議”。雖然沒有足夠的史料，但是很難說這其中沒有那些大商人推波助瀾，畢竟那些賢良方正都來自全國各地民間，跟那些大商人肯定有所接觸。

在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全面抨擊了漢武帝時制定的政治、經濟政策。在經濟方面要求“罷鹽鐵、酒榷、均輸”。他們以儒家思想為武器，講道德，說仁義，反對“言利”，認為實行鹽鐵等官營政策是“與民爭利”，違背了古代聖賢“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的信條，敗壞了古代淳樸的社會風尚，引誘人民走“背義而趨利”的道路。他們提出了戰國以來法家的重本抑末說，認為官營工商業“非治國之本務”，主張“進本退末，廣利農業”，指責官府經營工商業是“與商賈爭市利”。賢良文學還提出“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張。他們的重本抑末說，實際上是要抑官營工商業，而為私人工商業爭取利權。最終會議的結果，廢除了全國的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從結果來看，這次會議可以說是那些大商人的一次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