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簡單地說就是山西籍商人，按話題來說應該指的是明清兩代山西商人，尤其是明末時期。

晉商無所不販，宋朝時期販賣戰馬，到了明末，晉商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向滿族人輸入了大量糧食、軍火等，還兼職傳遞情報等。晉商的經貿活動無疑給滿族人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不斷強大起來，最後結果就是百姓慘遭戰亂之苦，但晉商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大發，有非輸十萬不稱富之說。

痛恨晉商的同時我們也不可避免面對明朝官員腐敗的事實，客觀來說晉商也只是唯利是圖，但無奸不商，其他商派何嘗不存在醜惡的嘴臉呢？

說晉商，是發的國難財，大致上指兩個時期：1、明晚期2、清末。清末也是晉商消亡的時間，所以說晉商發國難財的，也就少了激情，把重點放在了明朝晚期。

說晉商，發國難財，是看到明末張家口一帶晉商損失小，甚至有的有一些發展，清朝時期，晉商勾結清政府蓬勃發展到天下豪富。所以，晉商發財了，是發的國難財。

一、從大局上來說的話，晉商背了黑鍋。

晉商的崛起，最初的根基是明朝政府的“開中制”。鹽，國家掌控，在鹽場發票，要鹽就必須有票。拿票就得幹活，按政府的要求，把糧、茶、馬、豆、麥、帛、鐵等實物運送到邊關哨所。

山西地狹人多，種糧食養不活人，只能走出來謀求活路，當商人。士農工商，儒家給商人的地位極低，但要活命，沒辦法。

明晚期，管理混亂，官員腐敗，從強大變得衰弱，與清政府的戰爭中，處於劣勢，也就是國難了。

遊牧民族與農耕文明之間有強烈的經濟上的互補關係，之間的貿易從沒有斷絕過。晉商所處的地理位置，差不多是三方交匯點，明朝，建州女真，蒙古部族。這樣的地方，必然就會有各自的利益需求。

1632年皇太極入侵明朝，歸途中提出交易要求。宣府巡撫、總兵等官員有守土職責，但又打不過，不想被滅，也不敢上報朝廷，私下同意與清政府有了第一次的貿易。

1638年，雙方正式互市，在雙方官員的監督下的互市。晉商作為商人的一員也參與其中。

因為貿易對清政府的重要性，在與明朝的交戰中，刻意避開了張家口，使張家口的貿易沒有毀於戰亂，反而像是龍捲風的風眼而更加的繁榮，其中的商人也得以獲利。這算不算髮國難財呢？

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中，特別有意思的是，第一筆大宗交易是綢緞。清政府拿回去給官員做衣服，提高了凝聚了，穩固了權利。因此說晉商是發國難財嗎？明政府禁止了嗎？

因此說晉商發國難財，太冤枉了吧？

再說，把明朝政府的無能歸罪於商人，是不是推諉踢皮球呢？

二、從具體的交易物品，是否傳遞情報的角度來說，太模糊而無法定義。

說晉商給清政府輸送各種戰略物資，傳遞軍情，都歸於晉商頭上，一個字“冤”。

當時張家口交易的，有全國各地的商家。買賣的貨物是在明政府官員監督下進行的。傳遞軍情太籠統不好定義，因為一方沒在意的民生，在另一方就有可能有高層次的解讀。是否有個別人因為利益，真的傳遞情報，也無從得知。就算有，也是比較極端的一小部分人，因此而否定晉商這個整體，有點以偏代全了吧？

努爾哈赤的“七大恨”，是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各地商家16人，為何只歸罪與晉商？

所以，說晉商發國難財，有失偏頗！

因為晉商總是見縫插針，遇見機會就大發橫財，只要對自己有利不管是敵是友把錢賺到了再說。尤其是朝代更迭的時候是晉商最好獲取暴利的時機，在元末明初的時候為了肅清元朝殘餘勢力就在邊境地區集結大部隊，俗話說的好‘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明朝部隊的後勤補給線跟不上，朱元璋就許諾給就近的晉商只要幫助運送物資就許諾給私鹽許可證，讓晉商大賺了一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實力龐大起來。

明朝與蒙古以及滿清的關係好的時候是開關互市進行貿易互通有無，關係惡化的時候明朝關閉貿易關口蒙古少數民族以及滿清缺乏鹽鐵茶葉只能依靠搶劫來獲取資源要是運氣好還能劫掠一番要是點背則會被明軍打得落荒而逃。此時商人就會鋌而走險透過貿易來賺取利益，明末滿清勢力越來越大就有晉商的功勞，他們沒有什麼家國情懷只知道牟利以至於清軍入關之後順治皇帝穩定政局，就隆重宴請了八位晉商代表，而且將他們列入國家部門成為吃皇糧的人有了政治名分。清朝時期晉商遍佈全國各地而且將生意做到了國外，最有名的是帶有銀行性質的票號在清末的時候全國51家票號，晉商就有43家在內。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一行人倉皇出逃食不果腹來到山西遇到晉商相助熱情招待才得以擺脫困局送給慈禧太后二十萬兩銀票，哄得慈禧很是開心《辛丑條約》簽訂之後連本帶息約十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透過晉商票號走賬，晉商賺的是盆滿缽滿可見他們的眼光真毒放長線釣大魚狠賺一筆。

晉商能夠如此壯大與它的利益鏈條密切相關，在北京城中落地生根資助落魄士子待其將來發達之後在獲取利益，官商勾結甚至於能夠影響到清政府的政治決策。即便如此，晉商依然無法改變士農工商的局面獲得相應政治地位來保護自己，萬一哪天風雲變化倒黴了所有的一切都會化為烏有。晉商就在家鄉置田產，修房子，我們今天見到的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就是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