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每年都會出外巡遊兩三次，是名副其實的“旅遊天子”。據統計：乾隆在位六十年，各種巡幸活動達到一百五十多次，其中拜謁祖先陵寢及冬巡六十六次，去承德五十二次，遊歷京畿附近十四次，遊山東八次，南巡江浙六次，登五臺山六次，訪中州一次。

乾隆的巡遊活動，尤其是下江南，花費巨大，儘管有“羨豔江南，乘興南遊”的個人目的，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意圖。

士紳是大清帝國的骨幹成員，乾隆要江山穩固，就離不開他們的支援。

每次遊江南，乾隆都在籠絡官吏、士紳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對沿途退休在家且有影響力計程車紳予以接見，賞茶水費、賜人參、鹿茸。又是還會為他們加官進爵，賜其子孫功名。

對在職的地方大員，乾隆會題字、賞賜金銀以表示信任；有的被革職的官員，則允許他們復出，恢復原有品級。這些官員們，無不感激涕零，原為皇帝效犬馬。

地方上讀書比較出眾的知識分子，乾隆會親自找他們來考試，成績好的賞賜功名，也有帶回京城當官的，以表示皇帝對士子的重視。

南巡中，乾隆也會拉攏商人，凡是“承辦差務，踴躍急公”的，賞賜“奉宸苑卿”、“按察使”等職銜。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心不可欺，也不可棄。乾隆是一位特別重視“民為邦本”的皇帝，他在歷次南巡途中，必對途徑州縣的民眾減免賦稅，舉辦平糶，赦免囚徒，以換取民眾對他的擁戴和對朝廷的支援。

乾隆為了展示自己“重農務本”，每次臨幸江南，他都效法曹孟德，告誡隨行人員“春苗遍野，毋得踐踏”。當他到達某一地區時，當地官吏都會迎接御駕，他也會下令官員們不得以接駕為名耽誤日常政務。尤其是民間的訴訟，乾隆變現得處處關心民眾。

依據統計，乾隆六次下江南，免除經過州縣的虧空就達到兩千萬兩，民眾怎能不感激他聖恩浩蕩、澤披山川？

自古以來，黃河因含沙量比較重，到了下游就會造成決堤，形成水災。康熙時代，朝廷就非常重視河工。乾隆效法爺爺，曾說過“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除了最後一次南巡因年事已高，前五次他都認真視察河工。

乾隆視察河工，可不是“個人秀”，他是真的參與其中，比如，他下令修建儲水壩，編為仁義禮智信五座；主張在徐州一帶改鑄石堤，以提升工程使用年限；推行“以工代賑”，動員災民修建河堤，因為這樣“於窮黎有益，而於工程亦易集其事”。這些措施，都說明他為黃淮水利做過一些事實，河患也因此減輕不少。

錢塘江連線東海，江水與海潮相互衝擊，杭州與寧波一帶的海塘就會容易被衝潰，造成水患。康熙、雍正時就非常重視錢塘工程建設，因為這直接關係到南方富庶的魚米之鄉，會影響大清的稅收。乾隆繼位後就下過命令：

乾隆六次下江南，第一次聽大臣說“江海安瀾”，認為“毋庸親臨閱視”。第二次南巡聽說潮勢漸大，所以至此以後，每次南巡他都要親自督察海塘工程。

乾隆下江南，有助於鞏固統治，消除滿漢隔閡，好處不少，不過旅遊的花費也很多，影響朝廷的財政，而且助長了地方的奢華、鑽營之風。

不光乾隆喜歡下江南，他的爺爺康熙亦是如此。公元1684到公元1784年一百年的時間裡，這爺孫倆一共12次下江南。

在當時下江南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從北京到江浙一帶，往返就是幾千里路程。那個時候沒有飛機高鐵，通常情況下一次下江南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涉及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中間頗費周折。

在大多數的人記憶中，乾隆皇帝下江南純粹就是遊玩。實際上乾隆皇帝第六次下江南的時候已經74高齡了，長途跋涉對於一個年紀如此之大的人來說絕非一件輕鬆的事情。可想而知，乾隆下江南絕非遊山玩水那麼簡單！

那個時候江浙交納的糧賦佔到全國的38%，稅銀佔全國的29%，關稅佔全國的50%。朝廷每年需要的400萬石糧食、2/3從江浙漕運進京。從上述的資料，可以說江浙是朝廷的糧袋子和錢袋子。

沒有江浙提供財力支援，乾隆盛世是不可能造就的。所以乾隆每次下江南，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保住國庫的收入。同時，他還透過權臣向江浙的官員和富商撈取銀子。

清朝的時候，一共有114名狀元，其中江蘇就有49位，佔到43%。南京的江南貢院是當時最大的科舉考場，考生高達2萬多人。

同時，由於清軍入關的時候，在江南等地作惡多端，因而這裡有很多反清人士。乾隆下江南實際就是為了籠絡這些江南的讀書人，加強對他們的控制。

根據乾隆《南巡記》記載，乾隆六次下江南，一定會親自去察看河堤。在當時，清朝每年修河的銀子佔到全國財政支出的十分之一。乾隆六次下江南的過程中，他下達了數百條治水的命令，修建了很多重大的水利工程，對減少水患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