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現代性？1，馬克思和波德萊爾對現代性的理解。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經常用“現代”這個詞語來“表示資產階級的興起、經濟的成長、資本主義的確立、他們政治上的表達以及後來——但不是最終——對作為一個整體的這些歷史事實的批判”。列斐伏爾的這句話包含兩個領域的話題：政治、經濟。這兩個領域關係密切，但也可以作為兩個獨立的物件進行闡述。列斐伏爾接著引用了馬克思的兩段話，這兩段畫主要講述的是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如何抽象出了形式上的普遍利益，個人（私人生活）也被抽象為個人利益（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而對國家、個人進行抽象的資產階級時代是分離、分裂和兩重性的。（8頁對這三個詞語的表述是“分離、分化和多重兩分”，是一個意思，“革命性的實踐起步於跨越鴻溝：私人與公共、專門與普遍、自然與人……”，這一句話應該是對“兩重性”的具體表述）列斐伏爾在這樣一個角度下具體講述了馬克思觀察到的被稱為現代性的一些分離的狀況：私人生活與社會-政治實踐的分離，理性與非理性的分離，表面的理性統一的背後是普遍的“非現實”。最後的結論是：只有透過革命性的實踐才能改變這些分離狀況，重建真正的統一。(馬克思的現代性具有更多的政治內涵，而波德萊爾的現代性則有很強的體驗性，他試圖將短暫、瞬間性納入對現代性的解釋當中。他在永恆和變動的兩重性中注意抓住變動的一方，（永恆只是他的起點），因此他把現代等同於時尚，認為從短暫的、變動的意象中把握住的東西，與永恆之間存在神秘聯絡。換句話說，波德萊爾的理想是在現代資產階級世界內部創造一個審美的藝術的世界，即所謂“世界化的世界”。這個世界追求的是時尚，他透過對時尚的把握來創造一個華麗的高階世界。也由此，波德萊爾沒有馬克思的那種追求自然的統一性的的傾向，他理解的自然是一個叢林的自然，是“咬齧和殺戮”產生的地方，人工技巧才是他的追求。1848年革命使馬克思看到了自己從哲學角度理解資產階級世界（現代）的侷限性，他開始採用“實證”的方式，更多地關注歷史與經濟。但是他對透過革命性的時間推翻資產階級世界創造一個統一的世界的信念並沒有變化。1848年革命卻使波德萊爾產生的變化。他“在身負革命和失敗的創傷、滿心厭惡資產階級和斥責資產階級世界的情況下，承認了革命性實踐的失敗，他挪用起兩重性和分離性來，他與它們妥協了，他拒絕那樣接受它們了，它們已不足以讓他滿意了，他極其厭煩它們，他深究它們，以便發掘出代替已失敗了的真正變革的觀念化變革的根源”。這裡的它們應該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世界”。波德萊爾的妥協是指“接受資產階級社會為‘世界’”，這一妥協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性這一概念羽翼漸豐，開始飛翔。波德萊爾接受了現代性所暗含的自我與真實、珍視與理念或可能之間的裂隙、分化，並試圖用詩性語言構築一個獨特的審美世界，並以此抵抗、解決前述分化、二重性。詞語在這裡成了唯一的有效的武器，波德萊爾透過詞語完成對資產階級世界的蔑視、嘲弄。但是這種詞語的“鍊金術”仍然臣服於既定的環境，審美是出於環境之中的，雖然它的目的是展示和改變世界，但是詞語本身卻必將陷入孤獨。19世紀是資產階級上升和進步的黃金時期，1905年發生的俄國革命宣告了世界正在轉型，而沉浸在19世紀的好日子中的資產階級連同它的哲學還沒有反應過來。列斐伏爾說：“1905，一個突變。”它預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新技術發明急劇增殖並穿透了日常生活；“非連續性相伴湧來”，構成了對19世紀諸多領域的連續性的觀念的衝擊。（這一部分有幾句話很費解。第9頁下面，“每個試圖安置知識和行動、社會政治生活後果的人將失去他們的立足之基。這是遲早的事。”和“還是此時，個人主義的時代結束了，集體組織的時代雖無絕對的突破，但已開始顯露崢嶸；個人要為捍衛自己而竭力鬥爭，爭得有效的橋頭堡：相關的、想象性的藝術”）在新的時代，專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百科全書派過時了”；結構、非連續性等概念被廣泛應用，“講綜合”成了“老一套”。在變化的變現中（實際上應該是對變化的理解過程中），“變異、突變的性質差異概念”深深影響了不同的圖式。所有這些非連續性和非連續性概念已經嵌入了現代性之中。接著，列斐伏爾把非連續性這一“新生事物”（在這裡他表述為“抽象的非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抽象力量”）帶入對具體生活境遇的感知當中。他舉了訊號、影象、電光照明的例子，說明由於非連續性的力量（包括具體的技術？），我們的物理感知已經無法分辨出抽象和趕出了，“‘真實’失去了它陳舊而熟悉的特徵，成了膠合拼板玩具的拼片”，“它也變得更具體更不真實了”。這一段話的意思可能是非連續性的力量已經模糊了具體/表象與本質的絕對鴻溝，使人置入一個無法獲得象徵意義或本質性理解的境遇。列斐伏爾認為，非連續性的訊號、物、聲響已經支配了人的感覺，象徵及其附著的文化、意義在訊號的壓迫下急劇貶值。一些藝術家傾向於把握這些非連續性的訊號，試圖在非連續性的現實當中創造出一個自由的世界（這也可能是藝術家們的異想天開）。另外一些藝術家感受到真實世界中的“它性”（非連續、斷裂、無本質、無意義、異己感），試圖重新找回“久遠年代的象徵”來代替異化的現實。在描述了洶湧而來的非連續性和變化之後，列斐伏爾總結說，“現代性誕生於這些重大的變化、誕生於這個明顯的但仍未得到解釋的現象”，“在這個新顯露出的現代性核心中，存在著解構和自我解構的內在矛盾和原則”。
什麼是現代性？1，馬克思和波德萊爾對現代性的理解。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經常用“現代”這個詞語來“表示資產階級的興起、經濟的成長、資本主義的確立、他們政治上的表達以及後來——但不是最終——對作為一個整體的這些歷史事實的批判”。列斐伏爾的這句話包含兩個領域的話題：政治、經濟。這兩個領域關係密切，但也可以作為兩個獨立的物件進行闡述。列斐伏爾接著引用了馬克思的兩段話，這兩段畫主要講述的是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如何抽象出了形式上的普遍利益，個人（私人生活）也被抽象為個人利益（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而對國家、個人進行抽象的資產階級時代是分離、分裂和兩重性的。（8頁對這三個詞語的表述是“分離、分化和多重兩分”，是一個意思，“革命性的實踐起步於跨越鴻溝：私人與公共、專門與普遍、自然與人……”，這一句話應該是對“兩重性”的具體表述）列斐伏爾在這樣一個角度下具體講述了馬克思觀察到的被稱為現代性的一些分離的狀況：私人生活與社會-政治實踐的分離，理性與非理性的分離，表面的理性統一的背後是普遍的“非現實”。最後的結論是：只有透過革命性的實踐才能改變這些分離狀況，重建真正的統一。(馬克思的現代性具有更多的政治內涵，而波德萊爾的現代性則有很強的體驗性，他試圖將短暫、瞬間性納入對現代性的解釋當中。他在永恆和變動的兩重性中注意抓住變動的一方，（永恆只是他的起點），因此他把現代等同於時尚，認為從短暫的、變動的意象中把握住的東西，與永恆之間存在神秘聯絡。換句話說，波德萊爾的理想是在現代資產階級世界內部創造一個審美的藝術的世界，即所謂“世界化的世界”。這個世界追求的是時尚，他透過對時尚的把握來創造一個華麗的高階世界。也由此，波德萊爾沒有馬克思的那種追求自然的統一性的的傾向，他理解的自然是一個叢林的自然，是“咬齧和殺戮”產生的地方，人工技巧才是他的追求。1848年革命使馬克思看到了自己從哲學角度理解資產階級世界（現代）的侷限性，他開始採用“實證”的方式，更多地關注歷史與經濟。但是他對透過革命性的時間推翻資產階級世界創造一個統一的世界的信念並沒有變化。1848年革命卻使波德萊爾產生的變化。他“在身負革命和失敗的創傷、滿心厭惡資產階級和斥責資產階級世界的情況下，承認了革命性實踐的失敗，他挪用起兩重性和分離性來，他與它們妥協了，他拒絕那樣接受它們了，它們已不足以讓他滿意了，他極其厭煩它們，他深究它們，以便發掘出代替已失敗了的真正變革的觀念化變革的根源”。這裡的它們應該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世界”。波德萊爾的妥協是指“接受資產階級社會為‘世界’”，這一妥協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性這一概念羽翼漸豐，開始飛翔。波德萊爾接受了現代性所暗含的自我與真實、珍視與理念或可能之間的裂隙、分化，並試圖用詩性語言構築一個獨特的審美世界，並以此抵抗、解決前述分化、二重性。詞語在這裡成了唯一的有效的武器，波德萊爾透過詞語完成對資產階級世界的蔑視、嘲弄。但是這種詞語的“鍊金術”仍然臣服於既定的環境，審美是出於環境之中的，雖然它的目的是展示和改變世界，但是詞語本身卻必將陷入孤獨。19世紀是資產階級上升和進步的黃金時期，1905年發生的俄國革命宣告了世界正在轉型，而沉浸在19世紀的好日子中的資產階級連同它的哲學還沒有反應過來。列斐伏爾說：“1905，一個突變。”它預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新技術發明急劇增殖並穿透了日常生活；“非連續性相伴湧來”，構成了對19世紀諸多領域的連續性的觀念的衝擊。（這一部分有幾句話很費解。第9頁下面，“每個試圖安置知識和行動、社會政治生活後果的人將失去他們的立足之基。這是遲早的事。”和“還是此時，個人主義的時代結束了，集體組織的時代雖無絕對的突破，但已開始顯露崢嶸；個人要為捍衛自己而竭力鬥爭，爭得有效的橋頭堡：相關的、想象性的藝術”）在新的時代，專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百科全書派過時了”；結構、非連續性等概念被廣泛應用，“講綜合”成了“老一套”。在變化的變現中（實際上應該是對變化的理解過程中），“變異、突變的性質差異概念”深深影響了不同的圖式。所有這些非連續性和非連續性概念已經嵌入了現代性之中。接著，列斐伏爾把非連續性這一“新生事物”（在這裡他表述為“抽象的非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抽象力量”）帶入對具體生活境遇的感知當中。他舉了訊號、影象、電光照明的例子，說明由於非連續性的力量（包括具體的技術？），我們的物理感知已經無法分辨出抽象和趕出了，“‘真實’失去了它陳舊而熟悉的特徵，成了膠合拼板玩具的拼片”，“它也變得更具體更不真實了”。這一段話的意思可能是非連續性的力量已經模糊了具體/表象與本質的絕對鴻溝，使人置入一個無法獲得象徵意義或本質性理解的境遇。列斐伏爾認為，非連續性的訊號、物、聲響已經支配了人的感覺，象徵及其附著的文化、意義在訊號的壓迫下急劇貶值。一些藝術家傾向於把握這些非連續性的訊號，試圖在非連續性的現實當中創造出一個自由的世界（這也可能是藝術家們的異想天開）。另外一些藝術家感受到真實世界中的“它性”（非連續、斷裂、無本質、無意義、異己感），試圖重新找回“久遠年代的象徵”來代替異化的現實。在描述了洶湧而來的非連續性和變化之後，列斐伏爾總結說，“現代性誕生於這些重大的變化、誕生於這個明顯的但仍未得到解釋的現象”，“在這個新顯露出的現代性核心中，存在著解構和自我解構的內在矛盾和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