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東蓬萊人，6歲即入私塾，1896年 22歲時中秀才，後因避禍投軍從戎。從淮軍聶士成部戈什哈（勤務兵）做起，“憑藉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錕的賞識，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為直係軍閥的一員大將。透過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權力，成為一方梟雄。他鎮壓京漢工人大罷工，雙手沾滿工人的鮮血；排斥異己，到處調兵遣將，挑起軍閥混戰；敵視南方革命政權，叫囂“先撲滅北方之赤化，然後撲滅廣東之赤化”，企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吳佩孚
曹錕賄選總統以及直係軍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華人民的強烈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日本的支援下也不甘心蟄居東北，圖謀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於 1924年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戰爭以直系大敗，曹錕被俘，吳佩孚逃往南方而結束。此後吳佩孚雖幾次試圖東山再起，忽而聯合馮玉祥、孫傳芳與奉軍作戰，忽而聯奉反馮，但在北伐軍的攻勢下，主力被殲於武漢，最後輾轉流落北京。七七事變後，日本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試圖拉吳佩孚擔任全國性傀儡政府的首腦。1938年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後，日本更是策劃“汪吳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吳主軍，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吳佩孚所拒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去世。
吳佩孚作為北洋軍閥中繼袁世凱、段祺瑞之後的中心人物，雖與其他軍閥一樣，窮兵黷武，鎮壓革命，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中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關、嶽，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董必武：《日本企圖搬新傀儡》）吳佩孚不做漢奸的民族氣節，還是應予以肯定的。本文試對吳佩孚拒作漢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討。
吳佩孚在民族危急關頭拒當漢奸，是與他個人的經歷分不開的。首先，吳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讀經書，對孔孟之道極為熟捻。在從幼年到青年的二十餘年中，吳佩孚雖曾因父親病亡中斷在私塾的學習，但他並未因此而放棄學業，仍以各種方式堅持自學，為透過科舉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試第 37名考中秀才，雖不能因此說他舊學極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對此確實下過一番功夫。在這點上他與響匪出身的張作霖，布販出身的曹錕又有著顯著的區別。儒家思想對國家、民族的強調以及對華人愛國情操的培養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為北洋軍閥中的“儒將”，吳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禮、義”訓練部屬；在民族大義上，較之其他軍閥，吳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認識。
吳佩孚在軍隊的訓練上，除重視軍事教育、操練及軍隊裝備外，還經常以儒家思想訓導官兵，要求他們“慕上古之英雄豪傑，誦先哲之訓語箴書，善讀春秋，力行忠義，方足以致忠邦愛國之志，成謀勇兼施之將”，“為將土道……必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間的忠義化身關羽和精忠報國的岳飛，動輒以反帝愛國的面目通電聲討皖系、奉系的賣國行為，一時令人以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將軍”。
吳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東蓬萊人，6歲即入私塾，1896年 22歲時中秀才，後因避禍投軍從戎。從淮軍聶士成部戈什哈（勤務兵）做起，“憑藉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錕的賞識，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為直係軍閥的一員大將。透過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權力，成為一方梟雄。他鎮壓京漢工人大罷工，雙手沾滿工人的鮮血；排斥異己，到處調兵遣將，挑起軍閥混戰；敵視南方革命政權，叫囂“先撲滅北方之赤化，然後撲滅廣東之赤化”，企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吳佩孚
曹錕賄選總統以及直係軍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華人民的強烈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日本的支援下也不甘心蟄居東北，圖謀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於 1924年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戰爭以直系大敗，曹錕被俘，吳佩孚逃往南方而結束。此後吳佩孚雖幾次試圖東山再起，忽而聯合馮玉祥、孫傳芳與奉軍作戰，忽而聯奉反馮，但在北伐軍的攻勢下，主力被殲於武漢，最後輾轉流落北京。七七事變後，日本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試圖拉吳佩孚擔任全國性傀儡政府的首腦。1938年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後，日本更是策劃“汪吳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吳主軍，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吳佩孚所拒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去世。
吳佩孚作為北洋軍閥中繼袁世凱、段祺瑞之後的中心人物，雖與其他軍閥一樣，窮兵黷武，鎮壓革命，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中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關、嶽，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董必武：《日本企圖搬新傀儡》）吳佩孚不做漢奸的民族氣節，還是應予以肯定的。本文試對吳佩孚拒作漢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討。
吳佩孚在民族危急關頭拒當漢奸，是與他個人的經歷分不開的。首先，吳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讀經書，對孔孟之道極為熟捻。在從幼年到青年的二十餘年中，吳佩孚雖曾因父親病亡中斷在私塾的學習，但他並未因此而放棄學業，仍以各種方式堅持自學，為透過科舉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試第 37名考中秀才，雖不能因此說他舊學極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對此確實下過一番功夫。在這點上他與響匪出身的張作霖，布販出身的曹錕又有著顯著的區別。儒家思想對國家、民族的強調以及對華人愛國情操的培養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為北洋軍閥中的“儒將”，吳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禮、義”訓練部屬；在民族大義上，較之其他軍閥，吳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認識。
吳佩孚在軍隊的訓練上，除重視軍事教育、操練及軍隊裝備外，還經常以儒家思想訓導官兵，要求他們“慕上古之英雄豪傑，誦先哲之訓語箴書，善讀春秋，力行忠義，方足以致忠邦愛國之志，成謀勇兼施之將”，“為將土道……必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間的忠義化身關羽和精忠報國的岳飛，動輒以反帝愛國的面目通電聲討皖系、奉系的賣國行為，一時令人以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