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李鴻章寫了一封信給恭親王奕訢和文祥。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

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制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揭，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而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視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權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

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

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我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業可精，而才亦可集。”

大家不一定有耐心看完，我分幾點為大家轉述。

（1）中國傳統認為西方利器為奇技淫巧而排斥之；

（2）日本現在己經奮起直追西方，若中國不跟上，日本會追隨西方腳步侵略中國；

（3）中國要自強必須學習西方利器。

民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蔣廷黼在其名著《中國近代史》中全文摘錄了這封信。還有一句著名的評論：“中國十九世紀最大政治家最具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這封信可以看作洋務運動的綱領。從這個角度看，其價值不可低估。在1864年的中國，這封信的眼界不可謂不開闊，見事不可謂不明智。不僅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和西方技術的價值，而且準確地預見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李鴻章訪問美國

但是，看到了，不見得能做到。李鴻章和他的同道確實是按照這封信倡導的道路去做的，最終卻不能避免中國被侵略，不能挽救清朝於危亡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封信倡導的洋務運動是失敗的。關於這一點，我在6月4日回答的“明治維新比洋務運動高明許多？為何日本改革成功而淸朝改革失敗？”這一問題中做了闡述。

既然問到的是價值，那麼，洋務運動有沒有價值，洋務運動的價值在哪裡？有，還非常大。主要體現在近代化三個字，它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引進西方技術，創辦近代企業，刺激中國士紳投資近代企業，培養了中國第一批近代化人才。這些措施，都為古老的中國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晚清的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袁世凱的新政和隨後的立憲運動，為什麼都沒有成功，這其中的原因在哪裡？

在綿延近兩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多次改朝換代而社會生活的基本秩序不變。其原因就在於朝廷、貴族-士紳、民眾三者之間基本關係的穩定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家-社會關係模式。因此，兩千年間，皇帝的姓氏在變，但社會的制度與結構卻相對穩定。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中國傳統社會為什麼能持續兩千多年的謎底。中央集權國家，自我改造的能力是很弱的，阻力是很大的。搞西化，搞改革，是要革掉自己的權力，革掉自己的命，當然難上加難。

科舉考試

曾國藩

2.自秦朝以來一直維持著中國社會的這種社會結構在1840年開始解體。原有的中央集權體系開始崩潰，所以中國近代的主要任務，其實也是在重建一個具備現代民族國家性質的中央集權政府，所以如果你認為清末的中國還是中央集權政府，這大概是你的錯覺，隨著1840年的鴉片戰爭，1851年的太平天國叛亂，1856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八旗鐵騎的神話破滅，滿清政府的權威盡失，從而不得不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等漢人軍事集團。

滿人貴族

3.滿清是一個以少數民族入侵的政權。當時，滿人只有二百多萬，加上五百多萬的蒙古人，也只有七百多萬，要統治一個有著四億多漢人，一千萬回教徒，三百萬藏族，以及近千萬的西南少數民族，顯然是力不從心的，在合法性上也存在問題。滿人不但要防止漢人奪取他們的政權，還要防止各地少數民族的叛亂，如同治時期的回民叛亂。所以我們看晚清政府的所作所為，會發現晚清政府面臨著一種兩難的抉擇，如果它不接受西方文明，不實行民主，它一定會被西方文明所吞沒；如果接受西方文明，實行民主，那麼民主的原則就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滿清又是個少數民族政權，那他的統治就無法維持，大家看晚清時載灃搞的皇族內閣，滿人佔9個，漢人佔4個，引起朝野漢人集團的強烈不滿，但如果漢人佔大多數，那滿人的統治就不存在了，如果當時是漢人統治的明朝，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君主立憲就有可能建立起來了，這其實就是個死結，不改革終將滅亡，而改革則有可能加速滅亡。晚清政府面臨的這種兩難，實際上至今仍有餘波。

李鴻章作為一代名相，其遠見卓視和能力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無人能比。但是改革沉痾的封建舊制談何容易?康有為等人的改革主張在推廣初期，遇到的阻力並不是清朝政府，而是中下層民眾，諸如取消科舉考試、將教堂改成小學等，觸及到了辛苦準備多年的考生及教眾的權益。所謂天時地利人和，這三者在當時皆不成熟，失敗也就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