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黃河平均每2.4年就有一次大的決口。北宋中後期治黃問題與當時的松遼對峙、朝庭紛爭交織在一起，使黃河治理和防洪受多種因素掣肘。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在澶州商胡改道北流。在此後的約40年間，圍繞著任由黃河北流還是恢復故道這一問題，上自皇帝，下至群臣都捲入了一場無休無止的爭論。期間還強行過三次大規模的黃河改道工程，強制黃河恢復東流。然而，每一次挽河東流都以不久便發生大決口而告終，不僅造成極大的浪費，而且帶來巨大的洪水災害。最後，黃河仍然復歸改道後的北流路線。
景祐元年（1034年），河決潭州橫隴（今河南濮陽東）經今河北大名、館陶和山東聊城、惠民，至山東濱縣入海。這是宋代黃河的第一次大改道，改道後的黃幹流史稱“橫隴故道”，其所經行的路線稱“橫隴故道”。橫隴故道行河時間不長。14年後，即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自澶州（治今河北濮陽縣）商胡決口，合御河入海。橫隴故道完全淤廢。這是宋代黃河最北端流入渤海的路線。
北宋的第二次大改道是實施堵口而失敗所造成的，史稱“商胡決口”。皇祐三年（1051年），黃河在館陶縣（今河北館陶縣）郭固決口，堵塞後河道出現改道南流的趨勢。河北轉運使李仲昌提議堵塞商胡北流河道，開六塔河以回覆橫隴故道。此議遭到歐陽修的反對。他認為橫隴故道已堙塞20多年，黃河已棄的河道難以恢復。然而，回覆橫隴故道的建議卻被朝廷採納。實施的結果正如歐陽修所料，開六塔河引黃河水入橫隴故道的當晚，即由於水流宣洩不及而決口，河北數千裡地一片汪洋，人民死傷無數。橫隴故道的回覆以失敗而告終。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黃河自大名府魏縣第六埽決口，即“大名決口”，形成北流和東流，即所謂的“二股河”入海。北宋人稱原來的商胡河為“北流”，新衝出寬約60多米的岔流為“東流”。其中，東流一支東北經滄州、樂陵、無棣入海。
黃河分成北流和東流後，新河道尚未穩定，舊河道已經萎縮，因此新舊河道仍然決溢頻繁。當時的北宋朝廷黃河防洪和治理主要有兩種主張：第一種主張是維持黃河北流河道，透過修築堤防，減緩河北水患；第二種主張是堵塞北流舊道，穩定東流新河道。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傾向於後者，但鑑於六塔河的教訓，先派人在二股河口修建挑水壩，遏水向東。司馬光先是同意回河之議，待至實地考察後，認為東流淺狹，堤防未全，必致決溢，因而回河之事應當緩行。然而，急於實施回河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卻於熙寧二年（1069年）八月趁東流暢通、北流漸淺之際，閉塞了北流。結果，黃河在閉口以南的許家港東潰決，位於北流與東流之間的若干州縣災難深重。
北流閉塞後，朝廷雖採取了諸多措施來維護東流，但東流仍然頻頻決口。至元豐四年（1081年），黃河在澶州小吳埽決口，北注御河，大致沿著王莽河故道入永濟渠，經若干州縣後入海。自此，東流斷流，黃河重又恢復了北流的局面。至哲宗即位後，為達到以黃河天險“御遼”的目的，回河東流之議死灰復燃。當時回河派的代表王巖叟專門列舉了黃河北流的七大危害，另一代表安燾更是聲稱“設險”應先於“治河”。反對派蘇轍、曾肇等人奮力反擊。雙方各持己見達幾年之久。然而，回河東流的主張頗為符合北宋統治者的御遼意圖，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朝廷再次實施回河。結果，發生了比熙寧二年（1069年）更為嚴重的水災。6年後，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黃河主流恢復北流路線。
北宋時期，黃河平均每2.4年就有一次大的決口。北宋中後期治黃問題與當時的松遼對峙、朝庭紛爭交織在一起，使黃河治理和防洪受多種因素掣肘。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在澶州商胡改道北流。在此後的約40年間，圍繞著任由黃河北流還是恢復故道這一問題，上自皇帝，下至群臣都捲入了一場無休無止的爭論。期間還強行過三次大規模的黃河改道工程，強制黃河恢復東流。然而，每一次挽河東流都以不久便發生大決口而告終，不僅造成極大的浪費，而且帶來巨大的洪水災害。最後，黃河仍然復歸改道後的北流路線。
景祐元年（1034年），河決潭州橫隴（今河南濮陽東）經今河北大名、館陶和山東聊城、惠民，至山東濱縣入海。這是宋代黃河的第一次大改道，改道後的黃幹流史稱“橫隴故道”，其所經行的路線稱“橫隴故道”。橫隴故道行河時間不長。14年後，即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自澶州（治今河北濮陽縣）商胡決口，合御河入海。橫隴故道完全淤廢。這是宋代黃河最北端流入渤海的路線。
北宋的第二次大改道是實施堵口而失敗所造成的，史稱“商胡決口”。皇祐三年（1051年），黃河在館陶縣（今河北館陶縣）郭固決口，堵塞後河道出現改道南流的趨勢。河北轉運使李仲昌提議堵塞商胡北流河道，開六塔河以回覆橫隴故道。此議遭到歐陽修的反對。他認為橫隴故道已堙塞20多年，黃河已棄的河道難以恢復。然而，回覆橫隴故道的建議卻被朝廷採納。實施的結果正如歐陽修所料，開六塔河引黃河水入橫隴故道的當晚，即由於水流宣洩不及而決口，河北數千裡地一片汪洋，人民死傷無數。橫隴故道的回覆以失敗而告終。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黃河自大名府魏縣第六埽決口，即“大名決口”，形成北流和東流，即所謂的“二股河”入海。北宋人稱原來的商胡河為“北流”，新衝出寬約60多米的岔流為“東流”。其中，東流一支東北經滄州、樂陵、無棣入海。
黃河分成北流和東流後，新河道尚未穩定，舊河道已經萎縮，因此新舊河道仍然決溢頻繁。當時的北宋朝廷黃河防洪和治理主要有兩種主張：第一種主張是維持黃河北流河道，透過修築堤防，減緩河北水患；第二種主張是堵塞北流舊道，穩定東流新河道。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傾向於後者，但鑑於六塔河的教訓，先派人在二股河口修建挑水壩，遏水向東。司馬光先是同意回河之議，待至實地考察後，認為東流淺狹，堤防未全，必致決溢，因而回河之事應當緩行。然而，急於實施回河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卻於熙寧二年（1069年）八月趁東流暢通、北流漸淺之際，閉塞了北流。結果，黃河在閉口以南的許家港東潰決，位於北流與東流之間的若干州縣災難深重。
北流閉塞後，朝廷雖採取了諸多措施來維護東流，但東流仍然頻頻決口。至元豐四年（1081年），黃河在澶州小吳埽決口，北注御河，大致沿著王莽河故道入永濟渠，經若干州縣後入海。自此，東流斷流，黃河重又恢復了北流的局面。至哲宗即位後，為達到以黃河天險“御遼”的目的，回河東流之議死灰復燃。當時回河派的代表王巖叟專門列舉了黃河北流的七大危害，另一代表安燾更是聲稱“設險”應先於“治河”。反對派蘇轍、曾肇等人奮力反擊。雙方各持己見達幾年之久。然而，回河東流的主張頗為符合北宋統治者的御遼意圖，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朝廷再次實施回河。結果，發生了比熙寧二年（1069年）更為嚴重的水災。6年後，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黃河主流恢復北流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