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這主要由於小說的題材不同造成的。

書名就已經透露出資訊，《三國演義》是由“三國爭漢”的真實歷史演義而來，演義不同於歷史，但又脫胎於歷史，人物名字基本在史書《三國志》中都能找到，有真實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原型，而且講述的是人人都會關心的國家興亡的“天下大事”。《三國演義》的寫實性有時還能夠服務於現實，據說毛澤東打仗時就經常讀《三國演義》借鑑其中的戰法。

由《紅樓夢》的“夢”字也可以知道是虛構的夢幻故事。沒有什麼和歷史名人相同的名字和原型，不為大眾所知。只是幾個家族的興衰史，儘管從這幾個家族的興衰中可以發現國家興亡的徵兆和跡象，但畢竟是拐彎抹角的對映而不是直接描寫，一般人對此缺乏興趣。

2.《三國演義》所褒揚的理念契合中國傳統文化“五常”基本元素：仁義禮智信。《三國演義》中劉備的“仁”和“禮”，諸葛孔明的“智”，關羽的“義”和“信”正契合傳統文化中的“五常”，為大多數人理解並接受。

而《紅樓夢》中眾多的詩詞歌賦儘管也是傳統的形式，但更適合文人階層，而不是普通民眾。

3..二者的受眾人群不同。

《三國演義》是老中幼皆宜。兒童有關於智的故事：木牛流馬，草船借箭等故事是很吸引兒童的求知慾；桃源三結義，千里走單騎很吸引年輕人的好勇；各種兵法、智謀對正在職場打拼的中年人很有借鑑意義；歷史興亡，也適合有閱歷的老年人。

《紅樓夢》裡才子佳人，打情罵俏，爭風吃醋等更符合談情說愛的年輕人的口味。深宅大院裡的家長裡短多適合女性的飯後談資，而現在的女性都職業化了，家長裡短的場合與機會減少，而農村婦女又看不懂《紅樓夢》這其中的機緣，所以《紅樓夢》的整體受眾很窄。

4.這是文學的俗與雅之分。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俗文學，符合通俗文學的流行元素，戰爭、英雄、俠義。金庸的武俠小說，去年熱映的《戰狼2》電影都是關於戰爭或英雄或二者兼具的故事。馬未都馬爺曾總結過，凡是流行的受眾多的文藝都是俗文藝。

《紅樓夢》描述的是不為普通人所知的深宅大院內幾個家族的興衰故事。一般人不瞭解，大部分讀《紅樓夢》可能和劉姥姥進大觀園差不多，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紅樓夢》文學性強，故事性弱。詩詞歌賦，典故，機緣很深，大部分普通人很難讀懂其中的奧妙。 知道慣性定律的肯定比知道相對論的人多，當然能夠理解相對論的更少。

譬如宗教，也有雅俗之分。燒香拜佛，祈福佑安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情，而理解佛經裡的文字和意義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譬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看似簡單，能理解並解釋清楚的有多少？而“般若”二字，能正確讀音並理解含義的又有多少？

總之，《三國演義》是大眾的通俗文學，而《紅樓夢》是文人的雅文學。雅俗共賞的作品當然有，但不多，所謂曲高和寡是也。所以，通俗文學的受眾多，影響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雅文學依然是相對小眾的文學，研究“紅學”的人看似不少，但與瞭解《三國演義》故事的人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

《紅樓夢》對華人影響遠不及《三國演義》，這裡面原因很多，一是因為兩部書描寫內容不同，造就讀者群不同。《紅樓夢》主要是以賈薛史王四大家族的興衰榮辱為題材，重點是榮寧二府發生的一系列悲歡離合，主線是圍繞賈寶玉林黛玉愛情展開的一幕讓人歡喜讓人優的大戲，書中所表現的環境和人物情景距離普通老百姓太遙遠，好多人看了這部書有點懵的感覺，人物關係太複雜，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摸不著東西南北，甚至內急連廁所也找不到，你說讀者還有細嚼慢嚥的慾望嗎，讀者少了，傳播的渠道窄了，《紅樓夢》的影響自然就小了。《三國演義》主要以魏蜀吳三國征戰為內容，許多人物許多故事都是歷史上發生的真人真事，比較《紅樓夢》虛構情節，可信度高，讀者就多，加上三國故事年代久遠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發酵多年，許多民間傳說評書藝人又憑想象拼命拔高一些人的英雄形象，因此，《三國演義》比《紅樓夢》更受人們喜愛。

二《紅樓夢》語言多用高大上，《三國演義》基本上是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敘述方式，雖然都是文言文，但大家愛看三國不大喜歡紅樓。三國宣傳的是英雄故事家國情懷，書中瀰漫著忠君報國思想，這正迎合了古代中國掌握話語權的儒士階層所思所想，這些儒士基本壟斷著社會思潮走向，三國還描寫了關羽張飛劉備這幾個販夫走卒成功封王封喉的偉大事蹟，這對一直生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大眾無疑是一種極大的誘惑和渴望，你想一個是上層社會希望靠熟讀三國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一個是下層百姓期盼藉著三國智慧實現草根逆襲發家致富的美夢，你說《三國演義》能不火嗎？相比，《紅樓夢》讀上一千遍一萬遍，也不能解決吃不飽穿不暖的實際問題，那我讀這破書還有嘛用，還不如去偷地主老財家兩穗玉米先填飽肚皮要緊，至於你林黛玉生病不生病，賈寶玉出家不出家，和我半毛錢關係沒有，我幹嘛去操那份閒心？

三是古代中國是個朝代更替頻繁戰爭較多的國家，《三國演義》提供了以弱勝強的戰爭範例，其中許多智慧非常值得借鑑，毛澤東就對《三國演義》愛不釋手，由此可見古代政治家兵家對《三國演義》的重視程度。《紅樓夢》也為封建官場提供了許多為人處世文化，但比《三國演義》所提供的大目標大格局顯然差距不小。正是《三國演義》實用性比《紅樓夢》高出一籌，加上前者比後者故事發生的早，所以《三國演義》比《紅樓夢》對華人的影響要大的多。

一個民族最偉大的文學經常不能代表其民族性格，而恰恰是異端。比如歌德的《浮士德》就特別不“德國”。

《紅樓夢》看上去特別“中國”，但其支撐性的理念卻特別不“主流中國”。因此，在“四大名著”中它最特殊。

與其說，它對華人的影響不及《三國演義》，不如說，其實它讓很多人感到有點怪怪的；它不像《三國演義》那樣隨順華人的普遍性格。

《三國演義》反映了什麼？

自古華人最津津樂道的，就是官場學，是換湯不換藥地改朝換代。“皇帝老兒輪流坐，今天看看輪到我。” 當年，林俊杰的那首紅遍大江南北KTV的口水歌《曹操》，其實特別有華人能懂的機關：“紛紛擾擾千百年已過，而今又從頭”——歷史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中國自古以來的許多男性，骨子裡不是想當官的，就是羨慕當官的。古人對讀書人的仰慕，也是因為“科舉”是為官之路的敲門磚。

官場學，與政治儒學密不可分。

中國主流文學，一向是儒家思想佔主打地位，而儒家思想的特點就是“未知生，焉知死”，不談來生，只論眼前這一生，要過得結結實實，有作有為的。

典型的中國性格，是喜歡熱鬧，喜歡市聲，雅則梅蘭竹菊，俗則在懷抱大鯉魚的年畫上寫“五子登科”，總之脫不出大而國，小而家的人間世，偶爾有點跳出來感慨世事無常，那還真的只是做做樣子。論三世、論出世的佛和道，多數時候，只是人生失意時的補充。特別是混官場的人，失意時躲到山林裡參禪，到了時機扭轉，得意之時，還是要回到“廟堂”中來的。

《紅樓》不是。賈寶玉特別反感“仕途經濟”，其實就是這種“出世山林入世廟堂”的當官兒的辯證法，他極為極為地受不了。《紅樓夢》歸到空性，徹底否定現世。這種高蹈的哲學理念，難以為大多數華人所接受，甚至很多《紅》學的研究者，都認為釋道等宗教理念，只是《紅樓》中的點綴裝飾而已，重點不在此。

這就是以主流之心度曹公之腹。我的意見有所不同：雖然出身大家族的曹雪芹，的確以溫情懷戀的口吻回憶浮世富貴的煙火生活，但是釋道理念，卻也並非“點綴”，而是滲到了骨子裡的。

首先，多數明清小說中，的確基本都在宣傳因果報應的俗世化的佛教觀。但是，那多數其實是對佛教理念的低俗化。像壞人受了現世報，好人皆大歡喜這種大結局，不僅佛教本身的因果觀沒有那麼狹隘，而且因果觀也並非佛教唯一的和最高階的緣起觀。這些小說真正表現的，還是儒家思想裡世俗化的部分（注意，儒家思想也有很高調的哲學）：熱鬧的現實。

所以《紅樓夢》雖然有明清主流小說的套路，但在根子上有所不同。《紅樓夢》裡充滿了因果，但不是低俗化的因果。其主體情節，看上去很像宮鬥劇，內宅私鬥，小家兒女的點點事，但其實，是《甄嬛傳》這樣不倫不類地仿“《紅樓》腔”的宮鬥劇把它給糟蹋了。它的假作真時真亦假其實很妙，大乘佛教天台宗“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觀，和華嚴“十法界十如是”的觀點，在《紅樓》中都有體現。

寫於清代的《紅樓》，其實與晚明時代的文學有很大的傳承關係，包括《金瓶梅》在內。因為商業時代的到來，晚明文學是一股以釋道為主，叛逆儒家主流的文學潮流。比如寫《陶庵夢憶》的張岱，和曹公的生平很相似，早年富貴公子，鮮衣怒馬，到中年以後，國破家亡，開始皈依佛門，回憶早年往境種種，不堪回首。那真有“浮生若夢”的感覺。去讀一讀《陶庵夢憶》的序言，你就會感覺到跟《紅樓》極為類似的境界與滋味。

所謂“浮生”，其實就是對我們眼前看上去結結實實的身心世界的一種質疑。你以為遊戲是遊戲，現實是現實，其實現實一早就已經是“浮生”，剎那生滅，一切難留。

《三國》的“青山依舊，幾度夕陽”，亦有浮生之感，英雄美人都被浪淘盡了，但是家國功名，才是它真正想表現的。

仔細體會，真的不同。

這個要跟儒家是有關聯，在孔子的時候，他是不反對男女情愛的，但是在宋明理學之後，也就宋朝之後的男女情愛是持否定和忌諱。換句話就是說這個東西不能放在臺面上，放在臺面上它就是個淫穢之書。比如像金瓶梅，在文學史上很高的地位，但是我們始終是以一種獵奇的態度去看待這本書。

儒家提倡立德立功立言，那就是要為國出力，建功立業。而三國演義裡面恰恰是功臣良將，建功立業。

自然的三國演義能夠刻意的宣傳，紅樓夢會得到抑制。而且群眾的基礎也不同，三國演義從宋朝開始就很興盛了，宋朝開始到現在，有多少年的。紅樓夢呢？真正興起來不到百年。所以影響力不如三國演義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