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涉及層面眾多、根由和原因也複雜的多，但究其癥結，有一條貫穿式的根本性和主導性原因：土地！

商周時期，青銅技術的日趨成熟和普及極大促進了農業文明，農耕技術的進步又提升和啟用人口繁榮，諸侯之間實力因此逐漸拉大，誰擁有更多土地便意味著能擁有更大的政治利益。然而，地分南北、壤分五色，人有勤惰、地有貧沃，圍繞土地產生的利益不公必然導致各勢力間征伐之心油然而起！

一片土地的產權關係往往多層重疊，利益糾葛十分複雜。這種關係的協調，需要一個漫長的認知和消化過程，但也制約了諸侯的實力積累。因此不斷出現像管仲、子產、李悝、商鞅、王安石這樣的變法改革，核心都是期望透過土地的產權利益劃分來疏導和強化實力。

統治階層圍繞土地展開的各種利益爭奪，使得社會財富和資源不斷集中到個人、小團體或某階層手中，由此引發的土地兼併現象十分尖銳，這極大地傷害了農民利益。一些原本土地主人的農民最後淪為土地奴隸、甚至傾家蕩產流離失所，因此中國歷史上不斷爆發農民起義，如秦末、王莽時期、隋末、元末、明末都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這便反應出一個基本性規律：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之後往往會誕生一個較為長壽的新王朝。

新王朝建立後會本能性的極力避免前朝的錯誤，因此新王朝也很容易出現一些“大治”、“盛世”的現象，比如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之類，王朝根基和實力便日趨壯大。新王朝愈想安穩強盛，對人才和政策的渴望就愈加倚重，一些元老功勳、新興勢力、家族派系的政治地位便因此不斷變化，這便導致新的利益糾紛和矛盾也隨之產生、加大，就類似上面所言的春秋那些諸侯間的現象一樣，開始重複上演、天道迴圈。

這就是為何說“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究其根本是矛盾的基點並未變化或位移，都是圍繞土地利益而展開各種博弈，既是規律使然、亦是人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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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皇朝的壽命與其集權程度與掌控權力的能力有關。一個統治者（皇帝）很有能力的話，他能夠掌控權力，使用權力，讓皇朝很好地延續下去，但是很難保證每個皇朝裡的每一個皇帝都有能力。假如一個皇朝的制度是採用皇帝與士大夫分權的制度，即使某一位皇帝能力有一些問題，在輔政計程車大夫的輔助下，也能夠安然延續。假如皇帝本身就沒有什麼權，別人就不會覬覦他的位置，如日本的天皇，萬世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