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講亂世出英雄，社會的急劇變革，人們為生存最大限度釋放出了潛能，為大師的出現創造了難得的機遇。當時的社會群體知識貧瘠，更彰顯出大師領域中的統治力和人們崇拜。當今社會知識透過多媒體呈爆炸式的傳播，使很多用心的人都成了專家。更有一些投機鑽營的人利用自己的一知半解就把自己包裝成了專家，如張木本之流。所以大家現在大家都不再迷信所謂的專家了。

民國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官僚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與幾千年中國歷史比較沒什麼大師，而出了些承前啟後的教育家令人稱讚。亂而不俗的民國也只有挨侵略者打的份，這也是千年歷史造成的重文重道不重器的結果，人材隨時有，當仁者用而上，所以，共和國重科學家，科學家與文人是有本質區別的，所以，共和國可雪百年之恥，並越走越強大。至於有些人的想法偏心也小漬溼不了大面，笑笑罷了。

民國時期確實出了四五個大師：與思想人文有關的有三個：毛澤東、魯迅、老舍；書畫大師兩個：張大千、齊白石。其中毛澤東和魯迅是前無古人的，也可能後無來者。其餘的三人是可以和古人比肩的。由於書畫大師主要是看後世評價，所以還真不能說當代有還是沒有書畫大師。不過其他三位倒確實是民國造就的。看看民國的特殊歷史條件就可知：民不聊生，國運凋敝。三位大師還有個相同點：都不是本專業的出類拔萃者。毛澤東就沒讀完學業，魯迅是學醫的，老舍是師範畢業。他們都是因為特殊的國情改變了自己的志向。所以思想類大師只能出現在亂世，這倒不是亂世出英雄，而是因為窮則思變的緣故。現在是盛世，不出大師才符合規律。科研是個例外，科研需要經濟支援。所以盛世出科研成果和科學家的機率更大。

所謂民國多大師，這個是特指國學大師。國學在古代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與漢代的“太學”相當。但是到了清末，西學東漸、中國社會和學術文化處於空前轉型，張之洞、魏源等人為了與西學相對，提出“中學”(中國之學)這一概念，並主張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方面學習西方文明，同時又恢復兩漢經學。。

“國學”又稱“漢學”或“中國學”，泛指傳統的中華文化與學術。包括中國古代的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以及中醫學、農學、術數、地理、政治、經濟及書畫、音樂、建築等諸多方面。

而研究國學有造詣者，一般就稱為國學大師。由於這個並無一定標準，因此哪些人算國學大師，爭議比較大，一般公認的有梁啟超、章太炎、陳寅恪、錢穆、季羨林等人。

這些國學大師嚴格說其實並不都是民國時期，比如季羨林先生，他的大部分著作，是解放以後才完成的。還有張岱年，也是解放後成名的。還有臺灣的南懷瑾，也是50年代以後才逐漸被世人所知。

之所以民國時期國學大師名氣更響，主要是因為當時國家凋零，外敵入侵，西方學術正在傳入，傳統的中國文化學術受到極大衝擊，因此一些學術界人士發起了國學運動，造成了較大的聲勢，所以給人印象比較深。

到解放後，隨著科學的發展，對於傳統國學分類也日益完善，因此很多學者更多被歸類為哲學大師、文學大師、戲曲大師、美學大師等，不再冠以國學大師的稱號。如果把這些人重新定義為國學大師，那麼並不比民國時期少。

一些國學大師自己也不再強調這個稱號。比如張岱年先生就曾經說過：“有人說我是‘國學大師’，實際上我只是研究國學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學思想，而文學、史學我研究得並不多，中國古代的科學就研究得更少”

季羨林先生《病榻雜記》(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也表示要摘去“國學大師”的稱號，“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第一、國家不幸詩家幸。第二、歷史上首次東西方文化思想衝突。第三、那種以95%的國民是文盲的大師時代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

民國以來的學者，兼通中西，但浸淫儒學太久，瞭解儒學的優劣，感覺新血不足，羨慕西方，其目的是救亡，復興民族文化，從而復興這個民族，其誠可鑑可諒。是為真大師！

而今之所謂的學者大咖，則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唯西方是崇，用時髦語掩飾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無知，灌輸衰朽的在西方也已過時的東西，以為新潮，其實都是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沒有民族是非概念，也知東西方文化土壤不同，不可能播一樣的種子，卻偏要混淆是非，其心可誅！

民國是個特殊的年代，戰亂和被殖民以及民族存亡的時代。所以迫使人民去思考該如何去生存，於是在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出現了各種專門的人才，也就是所謂的民國大師。那麼到了現代這樣一種資本社會，錢成了唯一度衡標準，這時候的專家就圍繞錢來做學問。如何擁有更多的錢，炫耀也好，控制也罷，總之是如何剝削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