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思維方式方面上，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實證，剖析整體再加以綜合，幾乎大部分人都會辯論；華人注重直觀、整體、經驗；
2.在價值取向方面上，西方人注重以自我為中心，重個人、重競爭；華人注重群體、社會、和諧；
3.在倫理道德方面上，西方人注重個人放任，創新發展，張揚榮譽；華人崇尚個人奮鬥，尤其為個人取得成就而自豪，從不掩飾自己的自信心、榮譽感和獲得成就後的狂喜。
4.在行為規範方面上，西方人“重利”、“重法”,華人“重義”、“重情”。
中西方文化的感性與理性趨向差異很有趣。
西方文化發展的感性趨向，造就了西方現代文化的外在領域—娛樂業和競賽也的不斷髮達；西方文化發展的理性趨向，推動了現代文化的內在領域—自然知識和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
中國文化中的感性和理性兩極都不像西方那樣發達，缺少感性衝動和理性追索，因而會造成傳統的體育與科學發育不良。缺少感性衝動的文化，就很難有文化理性的突破與發展。
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知足常樂、能忍自安、不為人先、不恥人後的觀念。
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國文化有一種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的精神。這種只注重過去的實踐經驗而忽視未來的發展變化的思維傳統，有助於防止我們的民族陷入各種精神誤區，但卻同時限制了我們知識想象的自由空間和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熱情。
擴充套件資料：
中國文化下的民主與人權：
一、中國不是沒有民主，而是，它的“立體民主”與西方不一樣。何況，在朝廷之內，有諸如祖制與御史對皇權的實際約束，以及皇帝通常必須有臣子之奏摺方有機會批示以表達皇室“諭旨”之傳統慣例，這等於是現代政治學中的一種橫面之分權與牽制。
而這種種形式上的差異，正好是由於文化與歷史背景不同所致。而其民主實質與精神，不應因形式有異而否定它的存在。
二、同樣，中國不是不注重人權，而是將人權概括於民族權之中。在這點上與西方人權相比，我們不妨將民族權稱之為“宏觀的人權”。這個與西方的差異，也是出於文化與歷史差異所致。這不但是意義上的差異，而且是在形式上的表現不同。
三、西方人將他們微觀的人權以及橫面的民主政治定為“普世價值”，至少在中國的民族權（即宏觀的人權）以及“立體民主”的對照下，他們的普世性出了嚴重問題。
我們必須對他們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的來蹤去路嚴加審視，以鑑別它們是否可以移植到另一文化而具有同樣的意義以及同樣的表現方式。
1.在思維方式方面上，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實證，剖析整體再加以綜合，幾乎大部分人都會辯論；華人注重直觀、整體、經驗；
2.在價值取向方面上，西方人注重以自我為中心，重個人、重競爭；華人注重群體、社會、和諧；
3.在倫理道德方面上，西方人注重個人放任，創新發展，張揚榮譽；華人崇尚個人奮鬥，尤其為個人取得成就而自豪，從不掩飾自己的自信心、榮譽感和獲得成就後的狂喜。
4.在行為規範方面上，西方人“重利”、“重法”,華人“重義”、“重情”。
中西方文化的感性與理性趨向差異很有趣。
西方文化發展的感性趨向，造就了西方現代文化的外在領域—娛樂業和競賽也的不斷髮達；西方文化發展的理性趨向，推動了現代文化的內在領域—自然知識和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
中國文化中的感性和理性兩極都不像西方那樣發達，缺少感性衝動和理性追索，因而會造成傳統的體育與科學發育不良。缺少感性衝動的文化，就很難有文化理性的突破與發展。
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知足常樂、能忍自安、不為人先、不恥人後的觀念。
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國文化有一種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的精神。這種只注重過去的實踐經驗而忽視未來的發展變化的思維傳統，有助於防止我們的民族陷入各種精神誤區，但卻同時限制了我們知識想象的自由空間和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熱情。
擴充套件資料：
中國文化下的民主與人權：
一、中國不是沒有民主，而是，它的“立體民主”與西方不一樣。何況，在朝廷之內，有諸如祖制與御史對皇權的實際約束，以及皇帝通常必須有臣子之奏摺方有機會批示以表達皇室“諭旨”之傳統慣例，這等於是現代政治學中的一種橫面之分權與牽制。
而這種種形式上的差異，正好是由於文化與歷史背景不同所致。而其民主實質與精神，不應因形式有異而否定它的存在。
二、同樣，中國不是不注重人權，而是將人權概括於民族權之中。在這點上與西方人權相比，我們不妨將民族權稱之為“宏觀的人權”。這個與西方的差異，也是出於文化與歷史差異所致。這不但是意義上的差異，而且是在形式上的表現不同。
三、西方人將他們微觀的人權以及橫面的民主政治定為“普世價值”，至少在中國的民族權（即宏觀的人權）以及“立體民主”的對照下，他們的普世性出了嚴重問題。
我們必須對他們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的來蹤去路嚴加審視，以鑑別它們是否可以移植到另一文化而具有同樣的意義以及同樣的表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