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又叫《周官》，是闡述周代國家有關組織機構及宮吏職責的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蒐集到許多先秦舊書，其中有《周官》一書。西漢末年，劉歆校書，認定《周官》乃周公所作，與禮經並列，所以又稱《周禮》。
《周禮》比其他儒經出世較晚，它立於學官之時，曾受到其他儒生的排斥，認為它很可能就是劉歆偽造的。從此以後、爭論紛紜。
儒者鄭玄為它作注，認為它是周公所作。唐代賈公彥等義為《周禮》鄭注作疏，稱《周禮正義》，後被收入《十三經注疏》，是最流行的讀本。
據鄭玄、賈公彥等人考證，中國古代的官制，有一個發展過程。上古時代，設官比較簡單。堯舜時代，建立了“六官制”，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官吏的數量，隨時間推移，也在不斷增加。舜時有五六十位，周代就有三百餘位。鄭賈所考事細節未必都是史實，但他所提出的“六官制”為逐步形成的理論，卻不失為真知灼見。
《周禮》是詳細敘述周代六官制方面的書。宋及以後的儒者曾多方考定，現在所見的《周禮》，不全是周公時代的舊制原文，但也不是後人依託所做，可能是經戰國時代儒者改篡，使得原文與改篡內容之間難以區分。另一方面，即使是舊文，也未必是當時的事實。很可能是在周公領導下，設計出的一幅國家政治機構藍圖，卻未能完全實行。
《周禮》全書分六個部分：大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由於冬官部分佚失，漢代劉德用《考工記》補上，作為該書的第六部分。據《周禮》記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圖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設官分職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周禮》不講天子。這一點，和現代國家不同。天子不是總統，不是官吏之首，更不是官吏的一員。天子是君，官吏們是臣。君是天之子，又為臣民之主，臣是君之僕。
據《周禮》記載，天官家宰主官為太宰，副手為小宰，助手有大夫、士若干。太宰的職務，“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是天子的首席輔佐。對下則統領百官：“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駕馭群臣、百姓，管理外交、財政等等。年初頒佈政令，年終進行檢查，聽取彙報。每三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賞罰：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後世官吏的“三載考績”制度，其根源在此。
太宰的直接下屬是宮正、宮伯、膳夫、醫師、酒正、女祝、女史等人；這些人是直接管理宮中事務的男女官員。說明依當時的設想，宮中事務應屬太宰管理，但後世基本沒有實行。
地官司徒的主官為大司徒，其副手為小司徒，直接助手有大夫、一若干人。下轄鄉老、封人、縣師、均人、山虞、川衡等人。直接負責管理地方官吏，管理山林川澤、主要是與土地有關的官吏。
大司徒要掌管地圖，周知全國的山林川澤、土地及其地界的劃分、物產的情況，為諸侯國建立社稷，指導人民根據土壤狀況耕種，處理土地糾紛，決定土地稅收，用祭祀鬼神來教化百姓，並直接管理民政及刑事訴訟、婚姻制度等。每年中春之月，令男女聚會舉行活動。這種場合，男女可自由配偶，無故不服從命令的，要受處罰。這種婚姻制度，當是《詩經》中那些所謂“淫奔之詩”產生的現實基礎。
春官宗伯是專管祭祀神靈的部門，被認為是“禮官之屬”。其主官為大宗伯，副手為小宗伯。所轄官員都是與祭禮有關的官員，如管祭器的司彝等，管樂舞的太師等。太卜、太祝以及管天文曆法的太史，也屬春官宗伯。此外，春官還負責學校教育。
大宗伯最重要的職責，是按時祭祀昊天上帝及下屬日月山川諸神，按時祭祀先王宗廟等等。依《周禮》祭天及祭祖活動大約可由春官代行。直到漢初，皇帝們必須親自參加祭祖，祭天活動則往往由禮官代行。直到獨尊儒術之後，皇帝才不得無緣無故地不去主持祭天大典。
春官宗伯的職務，秦漢時代改稱奉常或太常，為九卿之一。隋唐以後，逐漸歸屬禮部，但職責未變。《周禮·春官》稱上帝為昊天上帝，規定在冬日致祭上帝，這為後來所沿襲。
國家機構中有專管祭祀的部門，是政教一體國家中的正常現象。政教一體國家的官吏，同時也擔任相應的宗教職務。太宰、司徒，以及下面提到的司馬、司寇，都有相應的祭祀職責。在他們之上，是獨尊的君主。君主不僅是國家元首，更是宗教領袖。
夏官司馬有大司馬和小司馬，其職務是負責軍事方面的工作。包括作戰、訓練、軍械和馬匹管理、後勤保障等等，同時主持和負責與軍事相關的祭祀。司馬一職在漢魏時代稱大將軍或大司馬，地位極高，有時甚至比宰相還要顯赫。一般是司徒、司馬、司空並稱三公。隋唐以後，軍事歸兵部，司馬一職失去了昔日的顯赫地位。
秋官司寇負責刑律。主官為大司寇，副手是小司寇，下轄大夫、士若干。平時負責斷案量刑，祭祀時負責維持秩序。外交及賓客的禮儀，也由秋官負責。
代替冬官的《考工記》，是一篇重要的古代技術文獻。講述各種機械製造、金屬冶煉等技術。在自然科學史上享有祟高的地位。
《周禮》的官職分工藍圖，大約由於分工太細、設官太多而在當時未能得到執行，後世更是有了許多演變。雖然如此，後世儒者也總到《周禮》中去尋找治國依據。比如王莽將《周禮》作為“改制”的根據，王安石還親自為《周禮》作注，稱為《周官新義》，且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
所以總體說來，《周禮》是中國古代一部具有理論框架性質政治、宗教文獻。
《周禮》又叫《周官》，是闡述周代國家有關組織機構及宮吏職責的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蒐集到許多先秦舊書，其中有《周官》一書。西漢末年，劉歆校書，認定《周官》乃周公所作，與禮經並列，所以又稱《周禮》。
《周禮》比其他儒經出世較晚，它立於學官之時，曾受到其他儒生的排斥，認為它很可能就是劉歆偽造的。從此以後、爭論紛紜。
儒者鄭玄為它作注，認為它是周公所作。唐代賈公彥等義為《周禮》鄭注作疏，稱《周禮正義》，後被收入《十三經注疏》，是最流行的讀本。
據鄭玄、賈公彥等人考證，中國古代的官制，有一個發展過程。上古時代，設官比較簡單。堯舜時代，建立了“六官制”，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官吏的數量，隨時間推移，也在不斷增加。舜時有五六十位，周代就有三百餘位。鄭賈所考事細節未必都是史實，但他所提出的“六官制”為逐步形成的理論，卻不失為真知灼見。
《周禮》是詳細敘述周代六官制方面的書。宋及以後的儒者曾多方考定，現在所見的《周禮》，不全是周公時代的舊制原文，但也不是後人依託所做，可能是經戰國時代儒者改篡，使得原文與改篡內容之間難以區分。另一方面，即使是舊文，也未必是當時的事實。很可能是在周公領導下，設計出的一幅國家政治機構藍圖，卻未能完全實行。
《周禮》全書分六個部分：大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由於冬官部分佚失，漢代劉德用《考工記》補上，作為該書的第六部分。據《周禮》記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圖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設官分職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周禮》不講天子。這一點，和現代國家不同。天子不是總統，不是官吏之首，更不是官吏的一員。天子是君，官吏們是臣。君是天之子，又為臣民之主，臣是君之僕。
據《周禮》記載，天官家宰主官為太宰，副手為小宰，助手有大夫、士若干。太宰的職務，“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是天子的首席輔佐。對下則統領百官：“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駕馭群臣、百姓，管理外交、財政等等。年初頒佈政令，年終進行檢查，聽取彙報。每三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賞罰：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後世官吏的“三載考績”制度，其根源在此。
太宰的直接下屬是宮正、宮伯、膳夫、醫師、酒正、女祝、女史等人；這些人是直接管理宮中事務的男女官員。說明依當時的設想，宮中事務應屬太宰管理，但後世基本沒有實行。
地官司徒的主官為大司徒，其副手為小司徒，直接助手有大夫、一若干人。下轄鄉老、封人、縣師、均人、山虞、川衡等人。直接負責管理地方官吏，管理山林川澤、主要是與土地有關的官吏。
大司徒要掌管地圖，周知全國的山林川澤、土地及其地界的劃分、物產的情況，為諸侯國建立社稷，指導人民根據土壤狀況耕種，處理土地糾紛，決定土地稅收，用祭祀鬼神來教化百姓，並直接管理民政及刑事訴訟、婚姻制度等。每年中春之月，令男女聚會舉行活動。這種場合，男女可自由配偶，無故不服從命令的，要受處罰。這種婚姻制度，當是《詩經》中那些所謂“淫奔之詩”產生的現實基礎。
春官宗伯是專管祭祀神靈的部門，被認為是“禮官之屬”。其主官為大宗伯，副手為小宗伯。所轄官員都是與祭禮有關的官員，如管祭器的司彝等，管樂舞的太師等。太卜、太祝以及管天文曆法的太史，也屬春官宗伯。此外，春官還負責學校教育。
大宗伯最重要的職責，是按時祭祀昊天上帝及下屬日月山川諸神，按時祭祀先王宗廟等等。依《周禮》祭天及祭祖活動大約可由春官代行。直到漢初，皇帝們必須親自參加祭祖，祭天活動則往往由禮官代行。直到獨尊儒術之後，皇帝才不得無緣無故地不去主持祭天大典。
春官宗伯的職務，秦漢時代改稱奉常或太常，為九卿之一。隋唐以後，逐漸歸屬禮部，但職責未變。《周禮·春官》稱上帝為昊天上帝，規定在冬日致祭上帝，這為後來所沿襲。
國家機構中有專管祭祀的部門，是政教一體國家中的正常現象。政教一體國家的官吏，同時也擔任相應的宗教職務。太宰、司徒，以及下面提到的司馬、司寇，都有相應的祭祀職責。在他們之上，是獨尊的君主。君主不僅是國家元首，更是宗教領袖。
夏官司馬有大司馬和小司馬，其職務是負責軍事方面的工作。包括作戰、訓練、軍械和馬匹管理、後勤保障等等，同時主持和負責與軍事相關的祭祀。司馬一職在漢魏時代稱大將軍或大司馬，地位極高，有時甚至比宰相還要顯赫。一般是司徒、司馬、司空並稱三公。隋唐以後，軍事歸兵部，司馬一職失去了昔日的顯赫地位。
秋官司寇負責刑律。主官為大司寇，副手是小司寇，下轄大夫、士若干。平時負責斷案量刑，祭祀時負責維持秩序。外交及賓客的禮儀，也由秋官負責。
代替冬官的《考工記》，是一篇重要的古代技術文獻。講述各種機械製造、金屬冶煉等技術。在自然科學史上享有祟高的地位。
《周禮》的官職分工藍圖，大約由於分工太細、設官太多而在當時未能得到執行，後世更是有了許多演變。雖然如此，後世儒者也總到《周禮》中去尋找治國依據。比如王莽將《周禮》作為“改制”的根據，王安石還親自為《周禮》作注，稱為《周官新義》，且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
所以總體說來，《周禮》是中國古代一部具有理論框架性質政治、宗教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