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皇帝想調王安石來做京官，王安石婉言拒接了。許多人認為他很清高，無意功名，因此，在士大夫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許多人以結交王安石為榮。

但是，當王安石掌權之後，開始推行變法，卻變得一意孤行，一根筋鑽到底，感覺像是變了一個人，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

王安石是有名的執拗公，馮夢龍在《警世通言》裡寫了一篇文章專門罵他過於執拗。基本上他認為對的事，一定要堅決執行到底。

有一個小故事，在推行“保甲法”的時候，在開封府周邊的鄉村裡，有的老百姓，為了躲避這個法令，不想參加軍訓，居然自斷手臂。

而實際上，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教頭太嚴厲，想讓別人給他送禮；二是很多人想去幹掉零活，比如搬個磚啊、當個夥計啊，賺點錢。

王安石一意孤行，並沒有根據實際情況，解決變法推行過程中的阻力，而是把責任指向了末端的小民。

王安石的執拗，讓他在官場、老百姓中都沒有得到有力的支援。

在封建社會，鄉紳有時候是民間底層的穩定器，通常都是一些有文化、德高望重的臉面人。這些人掌握的大部分的資源財富，在鄉民中也很有號召力，同時，在官府也有發言權，是兩頭通的地頭蛇。

然而，王安石的“青苗法”一出臺，便斬斷了他們的財路。使得這些鄉紳的抱怨極大，他們一宣傳，王安石在民間的名聲不可能會好。

不僅如此，王安石對於官場上的同事，採取的都是排除異己的態度，基本上和他意見不一致的人都統統打壓，或者換掉。因此，同僚中的名聲也不好。

商鞅變法開始也有人反對，但是十年後，秦國大治，百姓的生活明顯有改善，國家的實力也大大變強，因此，人人都念商鞅的好。

但是，王安石變法近15年，依然有非常多的反對的聲音，起碼可以說明老百姓的日子並沒有因為變法而過的更好。

再來看看國力，雖然國家的財政收入有所提升，但是，王安石強軍的法令基本沒啥用，訓練出來的民間雜牌軍根本不能上戰場打仗。甚至，有一些人做了強盜，正是“保甲法”所訓練出來的。

王安石有一首詩寫道：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或許，正是這種自認為“身在最高層”的錯覺，讓王安石一意孤行，沒有考慮到變法的實際情況。在民間、官場、甚至帝王那裡都沒有得到大力支援，導致好心辦壞事，以至於宋神宗一死，變法馬上被推翻，讓他在歷史上的評價也變得很低。

宋史王安石傳中這樣評價王安石，

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

我們看看宋史是誰修的。《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錄於《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於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脫脫和阿魯圖先後主持修撰，就是說，是由元朝修的。元朝修的史，大家能懂的。

現在經常說的天才與瘋子只有一線之隔，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基本上都是你死我活的，贏的一方自然極盡詆譭之能事，所以我認為，宋史中評價低有這麼幾個原因：

一、改革觸動了保守派的利益

改革中，青苗法的本意是避免農民在青黃不接時提供貸款度過難關，避免農民因生活困難變賣土地，這樣大地主階級就無法獲取更多土地，這個在今天看來可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可惜當時的保守派就失去了利益來源，自然反對，自然各種詆譭。

二、改革並沒有獲得民眾支援

由於資訊不對稱，攤派式貸款不得人心，就是說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接受貸款，甚至沒有貸款也要付利息，自然老百姓也反對，怨聲載道。

王安石之後，司馬光，蘇軾等保守派上臺，全盤否定新法，自然對王安石的評價不會高。

王安石是一個改革家，在這裡有必要說說商鞅了，商鞅變法改變秦國積貧積弱的國情，實現了上下朝野一心，變法強國，為東出函谷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一樣被人車裂了。

王安石改革動了既得利益者的乳酪，觸動了地主階級……自古以來改革都是有巨大的風險的

王安石變法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

再加上最後變法失敗了

本來守舊派對王安石的變法就不喜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就徹底完了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

首先我把這個問題歸類為兩個原因

1.宋史是元朝名相脫脫修的，而修史書都是根據前朝文獻來修的，所以脫脫沒有貶低王安石的，問題出現宋朝的一些史書文獻對王安石摸黑了。

2，那宋朝的史書文獻為什麼要這麼寫呢，這裡有涉及一個名人司馬光，他和王安石可是死對頭啊，為什麼呢？他不贊成王安石的變法，他認為王安石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實施起來有很多弊端，司馬光是保守派領袖，最後王安石被保守派擊敗，王安石辭官，後面不說大家明白史書都是勝利者寫的，司馬光在史書裡對王安石貶低了

因為王安石是改革派領軍人物，後來徽宗重用的也是蔡京等人也是打著改革派旗號，以新法名目行貪汙侵吞之事，所以北宋某種程度可以說是被改革派搞垮的。且王安石的變法當時也確實造成過一些壞的影響，雖然那不是他的本意。北宋滅亡之後，南宋的官員又大都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朝廷在找靖康之變的罪魁禍首的時候需要為宋徽宗避諱，就把王安石推了出來。他們認為直接責任人是蔡京，蔡京又是王安石推薦的（蔡京早年表現很好），所以王就是最大的幕後黑手。並且這事得到了宋高宗的確認，寫進了《神宗實錄》。後來即使有史官知道王安石的貢獻，也不敢在官方文書裡大加正面描寫了，畢竟先皇都定調了。

而《宋史》又是元朝人拿宋朝的官方記錄彙編而成，又沒有為王安石翻案的動機，所以就延續了宋朝史官的觀點。

如果人的價值來自發現和創造，王安石就是人生的贏家。他的國庫充實系列法，他的天變不足畏的倔強，今天看來，依然了不起，難怪梁啟超評價王安石，是三代一下唯一的完人。

儘管如此，王安石這樣的精英，宋代上層說他人品差，不懂政策還變法，誘發黨爭，毀滅了北宋，下層直接用“拗相公”“王安石”來呼豬喚狗，戲弄他既蠢又愚，宋史對王安石的評價為什麼如此不堪？

公認的原因是變法失敗，可仁宗朝范仲淹主政慶曆變法，敗的也很慘，宋史上怎麼沒有落下罵名？獨對王安石“萬喙同聲以醜詆之殆百年不衰”？為此，梁啟超在《王安石傳》的“敘論”中，幾次唏噓：“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喬納森-斯維夫特《尤里西斯》中的一句話，我認為，到位的解惑了這個問題，他說“當一個真正的天才來到這個世界時，從這個絕對可靠的跡象你就會知道他：所有的笨蛋都在和他作對。”

參照來看，宋代從上到下，都有哪些笨蛋，與王安石作對呢？

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宋高宗趙構，他重修王安石變法那個階段的歷史，改熙豐變法為王安石變法，強調變法失敗與皇帝無關，甩鍋是王安石一個人的責任。

南宋大儒朱熹，在《四書集註》中，評價王安石變法是群奸肆虐，流毒四海。朱熹可是一言九鼎、南宋最光彩的人物，後來許多人詆譭王安石的自信，離不開對他的附庸。

南宋文人羅大經，在他的著作《鶴林玉露》中，評價王安石“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直接讓王安石與秦檜並列為千古罪人。

南宋一個叫呂德的人，說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似樸野，中藏巧詐”，你姓呂的，縱然兩個口，也不能胡言亂語失了自己的名字德吧！

再看一看黨派之見，舊黨一派不用多說，一開始就反對王安石變法，等司馬光當了宰相，對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全部廢除，徹頭徹尾的否定了王安石。

那王安石新黨一派怎樣？什麼呂慧卿、章惇、蔡京、鄧綰、曾布等人，都寫到了宋史中的奸臣傳裡面。不可否認，像呂慧卿、鄧綰這樣的人，一看到王安石變法失敗，就見風使舵，做了不少落井下石的事兒。

連司馬光這樣的學者型大家，都攻擊王安石是從老百姓兜裡掏錢的人，那宋朝還有誰真正懂得王安石的超前經濟思維呢？

有，這個人就是蘇軾。

一開始蘇軾對立的看待王安石變法，後來，蘇軾途徑金陵，與王安石有了一次拋開成見的深談，此後便充當了王安石的辯護人，不懼一貶再貶，哪怕貶到天涯海角，也要維護王安石的創新和勇敢。

這兒說句題外話，司馬光與王安石鬥，與蘇軾鬥，是對事不對人，他認為，國家創不創新不重要，國家穩定最重要，黃帝當不當英雄不重要，黃帝當個好人最重要。所以，司馬光與王安石、蘇軾爭來鬥去，目的只有一個：別折騰了，把國家搞亂很容易，但要建立起來可就難嘍！

好吧，宋史中那麼多人對王安石嚼舌頭根子，難道都是笨蛋，王安石真的是被冤枉了嗎？

物理學家費曼有句話說：“不管你的理論多漂亮，也不管你這個人多聰明，如果理論和實踐不符合，它就是錯的，這個簡單論斷是科學的關鍵。”

話說回來，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就是失敗了，不管原因來自宋神宗的搖擺、體制的不匹配、政策的不確定，或者來自王安石忽略了制度是計劃的結果是市場的錯位，還是來自除蘇軾外所有人的不懂而刁難，這都不能作為變法失敗開脫的理由。成王敗寇，自古如是。

即使這樣，王安石變法中，對經濟的直覺和天分，對政治的理念和建構，做事情的勇氣和擔當，都是值得尊重和讚譽的，而不是像宋史中評價的那樣一無是處。

如果宋史從大局觀看待王安石，此後的元、明、清朝，就不會在探索經濟配套整體改革上，寂寂無聲，墨守陳規逾千年，很可惜！

我想對王安石說：宋朝配不上你的智慧，體制配不上你的價值，結果配不上你的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