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是非常複雜的結構，因此研究不能簡單化。任何國家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都有許多差別存在，同時代的差別可能比同一階級不同時代的差別還要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氣候條件下，加之不同的祖先、不同的宗教，還加上更加多樣的生活方式，多樣性遠遠超於我們的認識能力。

20世紀60、70年代的過程考古學或新考古學也注重識別古代的社會因素，但是它顯然不怎麼關注解釋的主觀性以及考古學研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科林•倫福儒是最早運用“社會考古學”一詞的人，倫福儒認為朝社會考古學的轉向源於處在變革中的歐洲史前社會研究，當時歐洲在發生巨大變化，形成一個不同的社會：傳播論的解釋註定是不夠的。最近他承認社會考古學的特徵還應包括研究身份認同問題，尤其要理解“社會中的個體，以及個體如何被社會化，或在特定史前群體乃當代社會群體中一個人所具有的含義”。

廣而言之，社會考古學指一種我們建立社會關係概念的方法，這些關係不僅包括古代的，也包括現在的我們與他人、社會與歷史之間關係。它以物質性為中心，研究我們如何透過製造與使用、收集與廢棄、珍惜或認為理所當然、尋求被記住的東西來表現自身。它涉及我們對自身在整個世界上存在的多重意義的理解。在概念上社會考古學就是研究存在於時間性、空間性與物質性這個交叉路口上的社會的考古學。

社會考古學的性質有兩層意義：一個方面強調社會因素在構成古代生活方式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考古學在當代社會的責任與考古實踐的後果。

後過程考古學明顯就是一種社會考古學，有時也稱之為闡釋考古學或關聯考古學。20世紀80年代初到現在，主要以伊安•霍德與劍橋學派為代表，過去二十年裡她們的研究包括研究主體的轉向、方法論以及考古學更廣泛的責任，考古學研究注意根據身份認同、意義與實踐來研究“社會方面的內容”，這一轉向當然可以看做正面的。這一轉向當然可以看做正面的。它是考古學與社會理論的發展不斷交叉的結果，後者包括歷史學、社會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地理學、文學理論、性別研究等。當代考古學把時間與身份認同的問題與生活體驗結合起來，尤其表現在禮儀、葬習、日常行為、家庭活動以及人與物質文化的相互影響上。

現在很少有人能夠否認考古學過去與當代敘事之間的政治糾葛。最近，考古學中有很多的爭論圍繞民族主義在考古學中的作用、文化遺產、本土考古學問題、性別、女權主義以及性和後殖民主義等展開。這些方面的發展正在促進新的研究方向，它們圍繞身份認同、本土理論、合作專案、敘述與媒介的新形式、旅遊以及智慧財產權等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