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藝術上，曹丕提出詩賦欲求至“麗”的文學標準，強調詩賦二體的形式美，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曹丕文學批評中對於純文學的審美追求。由此，他將對文體的評價與規定性上升到了審美層面。
陳良運說：“所謂’麗’, 其義即美”， “曹丕所說‘欲麗’就是欲美, 突出了詩賦的最主要的特徵就是美”。魯迅也將“麗”作文辭華麗解，他在《魏晉風度及藥與酒的關係》中說：“華麗即曹丕所主張”，“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曹丕只言及“麗”而絲毫不談儒家的政治功利作用，這是因為他是從純審美的角度關注詩賦的形式美。這一點魯迅頗為讚賞地說：
“他 (曹丕) 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 ……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蕭華榮先生也認為，曹丕用“麗”界定詩賦，“昭示著文學擺脫儒家思想的開端。”
在詩賦漸進的發展過程中，曹丕所言的“麗”，當是一種詩學美學意義上的美，淡化了政治，衝破了傳統儒學正統的思想鉗制，這一點在流脈上似乎與對詩賦獨立地位的界定有某些本源性的相通之處。的確，曹丕提出的詩賦之“麗”的特性有著深刻的歷史內涵。他強調文學創作要符合“美”的原則性，此處的“美”具有濃厚的古典意義。
而古典意義上的美，核心內涵是和諧。將“和諧”放置到古典文化領域，有其合法性，符合古典時代對文學作品 (這裡主指詩賦) 特殊的規定性。先秦古籍中早有對於“麗”的記載：
《周禮·夏官·校人》載：“麗馬一圉，八麗一師。”鄭玄注：“麗，耦也。”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推測，“麗”本身便含有雙數成對的意思。將“麗”的外圍拓展至文學的詩賦創作領域，應該說其中是有著駢偶對仗的句式要求的。麗，有關詩美，是對於文學形式的某種規定，應當是能夠延伸至所有文體所具有的文學特性最基本的原則性規定的。
作為一種古典意義上“美”的涵蓋， “麗”的內容除辭藻華美之外還應包含詞采的和諧，結構的整飭，語態雍容典雅，聲律鏗鏘等。在這一點上，曹丕的文論主張將對文人詩賦創作的要求上升到了審美層面，在藝術維度中進行文學批評，越來越傾向於注重文學體式本身和文人自身的審美創造, 而淡化其長久沿襲的風教色彩。
“麗者，美也，賞心悅目也，它表達了作者對文學藝術的一種比較純粹的審美需求，一定意義上擺脫了“寓教訓”的政治功利目的”。 此外,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曹丕將“文章”放置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歷史大背景之下，而此處的“文章”當是包括了詩與賦的，上面所述，他的文論觀獨起一筆論詩賦，由此才更能夠真正彰顯“詩賦欲麗”的特性，這是曹丕文論精神的相協之處。
在藝術上，曹丕提出詩賦欲求至“麗”的文學標準，強調詩賦二體的形式美，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曹丕文學批評中對於純文學的審美追求。由此，他將對文體的評價與規定性上升到了審美層面。
陳良運說：“所謂’麗’, 其義即美”， “曹丕所說‘欲麗’就是欲美, 突出了詩賦的最主要的特徵就是美”。魯迅也將“麗”作文辭華麗解，他在《魏晉風度及藥與酒的關係》中說：“華麗即曹丕所主張”，“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曹丕只言及“麗”而絲毫不談儒家的政治功利作用，這是因為他是從純審美的角度關注詩賦的形式美。這一點魯迅頗為讚賞地說：
“他 (曹丕) 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 ……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蕭華榮先生也認為，曹丕用“麗”界定詩賦，“昭示著文學擺脫儒家思想的開端。”
在詩賦漸進的發展過程中，曹丕所言的“麗”，當是一種詩學美學意義上的美，淡化了政治，衝破了傳統儒學正統的思想鉗制，這一點在流脈上似乎與對詩賦獨立地位的界定有某些本源性的相通之處。的確，曹丕提出的詩賦之“麗”的特性有著深刻的歷史內涵。他強調文學創作要符合“美”的原則性，此處的“美”具有濃厚的古典意義。
而古典意義上的美，核心內涵是和諧。將“和諧”放置到古典文化領域，有其合法性，符合古典時代對文學作品 (這裡主指詩賦) 特殊的規定性。先秦古籍中早有對於“麗”的記載：
《周禮·夏官·校人》載：“麗馬一圉，八麗一師。”鄭玄注：“麗，耦也。”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推測，“麗”本身便含有雙數成對的意思。將“麗”的外圍拓展至文學的詩賦創作領域，應該說其中是有著駢偶對仗的句式要求的。麗，有關詩美，是對於文學形式的某種規定，應當是能夠延伸至所有文體所具有的文學特性最基本的原則性規定的。
作為一種古典意義上“美”的涵蓋， “麗”的內容除辭藻華美之外還應包含詞采的和諧，結構的整飭，語態雍容典雅，聲律鏗鏘等。在這一點上，曹丕的文論主張將對文人詩賦創作的要求上升到了審美層面，在藝術維度中進行文學批評，越來越傾向於注重文學體式本身和文人自身的審美創造, 而淡化其長久沿襲的風教色彩。
“麗者，美也，賞心悅目也，它表達了作者對文學藝術的一種比較純粹的審美需求，一定意義上擺脫了“寓教訓”的政治功利目的”。 此外,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曹丕將“文章”放置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歷史大背景之下，而此處的“文章”當是包括了詩與賦的，上面所述，他的文論觀獨起一筆論詩賦，由此才更能夠真正彰顯“詩賦欲麗”的特性，這是曹丕文論精神的相協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