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對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而言，修史都是一項重要並且龐雜的任務。

既是歷史，是文化，也是傳承，更是政治。

哪怕到了今時今日，修史的意義其實也不會發生改變。

編纂清史，更是如此。

編纂一部史書，從來就不是簡單地將一些大事年鑑雜糅在一起。

編纂者還得把握好一個分寸，在基於史實的前提之下，不僅要警惕歷史虛無主義，還要對前代之人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還要對當下之人進行警醒，對後世之人也要有一定的勸誡之功。

尤其是對當下的影響，更是重中之重，容不得有一絲馬虎。

而這個分寸，其實就是一條紅線。

可是這條紅線又只給了一個大概並且模糊的界限而已，有些內容到底應該怎麼去寫實際上很難形成明文規定。

所以，這個分寸就要靠編纂者自行把握。

但這，無疑很難。

而且現在所處時代，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與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同的時代，背景之複雜也遠超以往任何一個時代，沒有“前事之師”，一切都在摸索。

這樣一來，修史工作也就會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要更加艱鉅。

況且清朝又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節點，是新舊兩個時代的交匯處，其複雜程度，單單是考慮政治和民族這兩個點，就足以讓修史者頭疼不已。

只要明白這一點，難道也就能理解清史編纂工作為何久未完成了。

而由於清史編纂工作還未完成，如今研究清史，或者讀清史，則多取1927年由趙爾巽擔任主編所編撰的《清史稿》。

但是因為《清史稿》的主編趙爾巽是前清官員，對前清懷有特殊情感，所以在編撰的時候不少地方都代入不少的偏頗，甚至是處於“為尊者諱”的緣故進行春秋筆法。

因此，我們才需要一部更加公正客觀的清史。

至於新清史還會不會用文言文，難道毋庸置疑是不會！

一來，華人早就已經習慣了大白話，雖然上學期間學過幾篇文言文，對於文言文大概能夠讀懂，但還是會稍顯吃力。

這對華人瞭解和研究清史也會造成一定的阻礙。

且不說明史，甚至更之前的元史、宋史等，哪怕是最近編撰的《清史稿》，普通人閱讀的時候可能都要翻字典或者網路搜尋某些字詞的含義。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相應的氣息和特徵，到了這個化繁為簡的時代，其實已經沒什麼必要非要寫文言體裁的史書了。

二來，由於語境改變了大幾十年，學者或許都能夠讀得懂文言文，也能寫幾篇還過得去的文言文，但已經很難做到像古人那麼精簡、準確、流暢並且具備一定的文學性了。

不是說沒有這樣的人，但這樣的人早就已經鳳毛麟角了。

而且即便是有這樣的學者存在，也未必就是歷史學者。

這樣就幾乎不可能將那些寫的一手好文言文而又少之又少的學者聚集起來去編撰清史。

不論是時間成本，還是金錢成本，都可能會因此遠遠超出預算。

所以，新中國編撰的清史不可能會用文言文。

初稿早已完成了，幾年前就開始審讀，目前在審查中，因為清代有些問題比較敏感。

整部書中，主體使用白話，但有少量地方要求使用文言，以求簡練。

對於清史編輯，使用文言文是必須的，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和水平，建議你去搬磚，避免誤人子弟。對於清史編輯，我就一個要求，還歷史本來面目，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既不惡意抹黑，也不刻意頌揚，更反對隨意增刪。

應該是文言文，清代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整個清代都使用繁體字，文言文，官方的檔案，私人文章詩歌，各種文字檔案，都是文言的，如果用白話編，不倫不類，引用材料是文言文，敘述是白話，簡直是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