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1856年的反英大起義之外，印度人並沒有什麼激烈反抗。

英國統治多年，婆羅門及上層基本被英化，說英語吃西餐，從骨子裡認同英國及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以控制寶萊塢的這些印度人當然不會拍那些反英影片。

最重要的是，反抗壓迫不符合印度教教義。印度教不斷要求教徒忍受，逆來順受，死後才能投胎轉世到高種姓。所以，反抗壓迫是印度教的禁忌話題。

舉個例子。2008年印度曾拍攝紀錄片《革命》（Bhagat Singh），片中便提到了1931年3月29日，甘地對沙希德·巴加特·辛格（Shaheed Bhagat Singh）的看法：

巴加特·辛格和他兩個同事一同被絞死，國會曾多次試圖挽救他們的生命，政府也對此寄以厚望，但一切徒勞無功。巴加特·辛格在殉死，他拒絕道歉，也不想上訴。雖然他不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信眾，可他也不崇尚暴力信仰。他是因無助才選擇了暴行，只是意圖捍衛自己的家園。在絕筆信中，他是這樣說的：“我在此前的戰鬥中被捕，但我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絞刑架。把我放進大炮裡，開火。”這些英雄無畏死亡，讓我們向他們無數次致敬。但我們不應該模仿這些行為。因為在我們這片有著數百萬赤貧和殘廢者的土地上，如果用透過謀殺去尋求正義的實踐，就會出現極為可怕局面，我們的窮苦者會因我們的暴行而受害。因此，雖然我們讚美這些勇者的無畏，但不應該支援他們的行為。我們的宗旨是按耐下自身的憤怒，遵守非暴力的規則，履行自己的職責。

從1857年，第一次獨立戰爭以來，時至建國為止，印度並未真正嘗試太多的流血和犧牲。而甘地的非暴力運動也讓印度人相信，鐵與血無法贏得最終的勝利。在此期間，如1916年美國拍攝的默片《坎普爾的乞丐》（The Beggar of Cawnpore），也側證了當時在1857年印度兵變後，甘地所描述的那種苦難。所以印度極少以極端暴力的方式，去拍攝製作抗擊英國殖民者的影視劇。

但是對於現在來說，無論是民族起義，亦或沙希德·巴加特·辛格（注，沙希德即Shaheed，烈士、英雄之意）的行為都有了另外的含義。即可能刺激印度現有的民族矛盾（比如印度教民族主義，或是原住民仇視情緒等等）。對比1946年印度曾拍攝過的，相對較為暴力的《1857》是可以猜到這一點的。

可以說，是印度內部的民族問題，讓他們隨著時間的發展，愈發無法輕易允許這類影片的出現。因此在印度，英國侵略者更多涉及反襯角色和背景形象。比如1977年的諷刺電影《棋手》（Shatranj Ke Khilari），或是1980年的泰盧固愛情史詩《Sardar Papa Rayudu》。後者還曾在1985年被翻拍為印地語影片《Sarfarosh》（非1999年譯製片《義無反顧》）。這些電影，或有貧富差距，或說階級壓迫。雖然都涉及英據殖民地時期，侵略者的一些劣行，但本身還是在反應印度內部的社會問題，這從阿米爾汗出演的《印度往事》也能看到。

說到“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雖然印度教創立了十分燦爛的歷史文化，但今日像屠牛禁令、人口信仰比例等問題，都能看出印度教對印度本身的負面影響。除原有的穆斯林矛盾外，印度一些邦其實並無印度教歷史，比如納加族地區。2015年時，持續了20多年的“納加民族解放運動”，甚至讓印度軍隊“追剿”至緬甸領土。

而印度教中涉及的至上思想也蘊含了較為濃郁的排外主義，所以歷年可見矛盾頻發不斷。回思《三傻大鬧寶萊塢》、《P.K》、《小蘿莉的猴神大叔》這種影片，可以發現它們涵蓋了印度幾乎所有的問題，印巴關係、宗教衝突、民族仇視、官僚制度、厭戰思想、人文關懷、女性權益等等……而且並非只是某部單一涉及，是複數存在的。這些問題的核心，其實就是在直指因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而誕生的那些不怎麼燦爛的歷史文化。

相較於抗英，如何解決這種問題矛盾，才是印度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