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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第一個“文”,是美好的意思。“言”,是寫、表述、記載等的意思。“文言”,即書面語言,“文言”是相對於“口頭語言”而言,“口頭語言”也叫“白話”。 最後一個“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種。
先秦時期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第一個“文”,是美好的意思。“言”,是寫、表述、記載等的意思。“文言”,即書面語言,“文言”是相對於“口頭語言”而言,“口頭語言”也叫“白話”。 最後一個“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種。
先秦是中國文化發生和初創的時期,是中國文學上古期的第一段。這時所確立的文化精神對後世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先秦文學作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以其獨有的魅力,昭示著中國文學強大的生命力。先秦文學尚未從當時渾沌一體的文化形態中分離出來,先秦文學的特徵與這時特殊的文化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伴隨著文字的產生而出現的先秦文學,並非純文學。先秦時期,文化呈現一種綜合的形態。先秦有些文學作品是史學或哲學著作。史學和哲學著作也富有文學意味。春秋時期楚國的觀射父所說巫、祝、宗等職務,其職責範圍還難以分清,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職事,顯示了巫史不分的狀況。據司馬遷《太史公自序》雲,顓頊曾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官名)黎掌管地,即掌管天文、祭祀之事。從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後代都承襲這一職守。而當週宣王之時,重、黎的後人失去了他們世襲的職守,成了司馬氏,司馬氏世世代代仍掌管著周史。從這裡可以看出史學與巫術的分化過程。根據《尚書·洪範》,我們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五行”思想體系,編定於周初的《易》卦爻辭,已經具備了“陰陽”的觀念。殷周之際,中國文化經歷了革命性的變化,萌芽於商代的“德”的觀念,在周代得以發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戰國時期,文化學術思想空前活躍,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於是,探索宇宙人生、進行哲學思辨和關注社會政治、討論治國之道的諸子說理散文成熟了。這些史學和哲學散文具備相當強的文學性。《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散文,內容豐富多彩,寫作中動用了多種文學手法,基本具有了敘事文學的特徵,奠定了我們敘事文學的傳統。大多數說理散文也不是抽象地進行哲學思辨或枯燥地討論政治、人生問題,而是在文章中表現出鮮明的個性,帶著濃郁的情感,具有豐富的形象,文學價值很高。
先秦詩歌經歷了一個明顯的發展過程,由宗教頌讚禱祝詩演進到政治敘事詩,再演進到言志抒情詩。宗教頌讚禱祝詩如甲骨卜辭中的韻文、《易》卦爻辭、鐘鼎銘文中的韻語等;政治敘事詩如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頌等;;言志抒情詩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國風的全部。這些詩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時政,或吟詠性情,奠定了中國詩歌的發展方向。
和中原地區不同,南方楚國的青銅器出現較晚,而鐵器的出現卻先於中原。鐵器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要素之一,它間接地促進了戰國楚文化的發展。從現在所能見到的漆器上的線條,絲織品上刺繡的花紋以及帛畫看來,其精美的製作工藝和藝術造型,都達到了相當高超的水平。正是這種文化孕育了“楚辭”。屈原說:“惜誦以致愍矣,發憤以抒情。”(《楚辭·九章·惜誦》)“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楚辭·九章·抽思》)在楚地民風、民俗、及民間曲調基礎上,屈原“依《詩》取興,引類譬喻”(王逸《離騷經序》),借鑑了《詩經》的藝術精神和手法,創作出琦瑋瑰麗的詩篇,與《詩經》一起,奠定了以風、騷為基礎的傳統詩歌的創作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