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華傳統法文化，其中蘊藏著處理刑事責任年齡問題的經驗與智慧。中國曆代法律制度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雖然各有不同，但也有規律可循，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
一是完全無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七歲以下，九十歲以上，這一年齡段的人對個人罪行不負責任。《禮記·曲禮》載：“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對幼弱、年老的犯罪人予以刑罰寬免，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三赦之法”，即對“幼弱”“老旄”進行赦免。《唐律疏議·名例》曰：“悼耄之人，皆少智力。”古代刑律確定無刑事責任年齡，蘊含著“矜老恤幼”的刑事司法思想，與當代刑法中以認識能力作為犯罪構成主觀要件的規定，有著相通之處。
漢代，在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鬥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可見，從先秦至漢，七歲以下的孩童都是免予刑責的。及至唐代，唐律在《名例律》中明確規定：“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是為“愛幼養老之義也”。另外《宋刑統·名例律》在“老幼疾及婦人犯罪”門亦有“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的規定，明、清亦沿用此制。比如在嘉慶十七年，六歲的孩童用刀戳傷他人致其身死，刑部複核認為：“該犯年止六歲，與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之律相符”，該孩童被依律免罪。
二是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七歲至十歲之間、七十歲至九十歲之間，這一年齡段的人，已具有一定的認知能力和是非觀念，對其重大、惡性的犯罪“情狀難原”，不能免除其刑事責任。但出於哀矜老小的緣故，在罪責認定和刑罰執行中可以給予一定的寬容。
《周禮·司刺》記載：“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東漢經學大師鄭玄註疏此條時曰：“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二年律令》規定“有罪年不盈十歲，除；其殺人，完為城旦舂。”另《漢書·惠帝紀》載：“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注：完之即“不加肉刑”。綜合這幾種情形可知，十歲以下、七十歲以上的人犯罪，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但所犯為“殺人”重罪，仍然要負刑事責任，只是在量刑時予以優待。發展到唐代，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人需要追究的罪名種類有所增加，《唐律疏議·名例》規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從殺人罪擴大到謀反、謀大逆，都需追責，但當事人可以透過“上請”程式享受優撫。後世朝代亦比照唐律的規定，實行寬刑。
三是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十歲至七十歲的人，應對其所犯罪行承擔刑事責任。《禮記·內則》篇雲：“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年滿十歲之人，可以外出就學、獨立起居。從法律意義上考察，其對自己的行為已具備認知和控制的能力，自當對個人所犯罪行負責。
《漢書·惠帝紀》中關於七十以上和不滿十歲之人“有罪當刑，皆完之”的規定，透射出的言外之意就是：已滿十歲未滿七十歲的人自然是“有罪當刑”、無所寬宥。比如《南史·孔琇之傳》載：“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孔琇之審案時將其定為盜竊罪，並說“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又如，《舊唐書·穆宗本紀》記有這樣一個案例：康憲向張蒞討還債務，張蒞拒不歸還，還趁酒醉將康憲打得奄奄一息。康憲兒子康買德年屆十四，為報父仇，用木鐘打破張蒞頭部，三日後亡。康買德已超過十歲，達到了承擔罪責的法定年齡，依律“殺人當死”，但為表彰其“能知子道”的孝心，皇帝敕令“減死罪一等”處理。
受儒家“仁”的思想影響，中國曆代對老幼廢疾皆實行寬刑，負刑事責任的年齡低限逐步上調。降及清末，由“悼耄不加刑”發展為“未滿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大清新刑律》第11條）。到了現代，1979年《刑法》明確已滿十四歲不滿十六歲的人，需對八類暴力犯罪負責。縱觀中國從古至今有關刑事責任年齡的設定，其立法原意都是對老幼的“矜恤”與悲憫。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已滿七十五週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一新增條文是對“矜老恤幼”立法傳統的承繼，是“仁”思想在刑事司法領域的體現。
《漢律》明確十歲以下的人要對殺人行為承擔刑責；《唐律》在《漢律》基礎上，擴大了追責範圍，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依律判處死刑。《大清律例》規定：“十歲以下，犯殺人應死者，上裁。”即上報皇帝裁定是否予以減刑。但最終能否減刑也不能一概而論，當根據案件的性質、情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乾隆年間，發生九歲孩童劉糜子毆斃李子相案，上裁時皇帝斥責道：“若第因其年幼輒行免死，豈為情法之平？況九齡幼童即能毆斃人命，其賦性兇悍可知，尤不宜遽為矜宥！”劉糜子年方九歲，本來在依律減刑的範圍之內。但考慮到情節惡劣，“賦性兇悍”，若被免除刑罰，可能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若不免死，應在法律規定範圍內進行裁量，合理量刑，既不突破“上裁”的原則性規定，又儘量減少不確定的社會危害因素，做到情法兩平，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縱觀中華傳統法文化，其中蘊藏著處理刑事責任年齡問題的經驗與智慧。中國曆代法律制度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雖然各有不同，但也有規律可循，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
一是完全無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七歲以下，九十歲以上，這一年齡段的人對個人罪行不負責任。《禮記·曲禮》載：“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對幼弱、年老的犯罪人予以刑罰寬免，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三赦之法”，即對“幼弱”“老旄”進行赦免。《唐律疏議·名例》曰：“悼耄之人，皆少智力。”古代刑律確定無刑事責任年齡，蘊含著“矜老恤幼”的刑事司法思想，與當代刑法中以認識能力作為犯罪構成主觀要件的規定，有著相通之處。
漢代，在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鬥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可見，從先秦至漢，七歲以下的孩童都是免予刑責的。及至唐代，唐律在《名例律》中明確規定：“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是為“愛幼養老之義也”。另外《宋刑統·名例律》在“老幼疾及婦人犯罪”門亦有“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的規定，明、清亦沿用此制。比如在嘉慶十七年，六歲的孩童用刀戳傷他人致其身死，刑部複核認為：“該犯年止六歲，與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之律相符”，該孩童被依律免罪。
二是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七歲至十歲之間、七十歲至九十歲之間，這一年齡段的人，已具有一定的認知能力和是非觀念，對其重大、惡性的犯罪“情狀難原”，不能免除其刑事責任。但出於哀矜老小的緣故，在罪責認定和刑罰執行中可以給予一定的寬容。
《周禮·司刺》記載：“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東漢經學大師鄭玄註疏此條時曰：“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二年律令》規定“有罪年不盈十歲，除；其殺人，完為城旦舂。”另《漢書·惠帝紀》載：“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注：完之即“不加肉刑”。綜合這幾種情形可知，十歲以下、七十歲以上的人犯罪，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但所犯為“殺人”重罪，仍然要負刑事責任，只是在量刑時予以優待。發展到唐代，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人需要追究的罪名種類有所增加，《唐律疏議·名例》規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從殺人罪擴大到謀反、謀大逆，都需追責，但當事人可以透過“上請”程式享受優撫。後世朝代亦比照唐律的規定，實行寬刑。
三是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十歲至七十歲的人，應對其所犯罪行承擔刑事責任。《禮記·內則》篇雲：“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年滿十歲之人，可以外出就學、獨立起居。從法律意義上考察，其對自己的行為已具備認知和控制的能力，自當對個人所犯罪行負責。
《漢書·惠帝紀》中關於七十以上和不滿十歲之人“有罪當刑，皆完之”的規定，透射出的言外之意就是：已滿十歲未滿七十歲的人自然是“有罪當刑”、無所寬宥。比如《南史·孔琇之傳》載：“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孔琇之審案時將其定為盜竊罪，並說“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又如，《舊唐書·穆宗本紀》記有這樣一個案例：康憲向張蒞討還債務，張蒞拒不歸還，還趁酒醉將康憲打得奄奄一息。康憲兒子康買德年屆十四，為報父仇，用木鐘打破張蒞頭部，三日後亡。康買德已超過十歲，達到了承擔罪責的法定年齡，依律“殺人當死”，但為表彰其“能知子道”的孝心，皇帝敕令“減死罪一等”處理。
受儒家“仁”的思想影響，中國曆代對老幼廢疾皆實行寬刑，負刑事責任的年齡低限逐步上調。降及清末，由“悼耄不加刑”發展為“未滿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大清新刑律》第11條）。到了現代，1979年《刑法》明確已滿十四歲不滿十六歲的人，需對八類暴力犯罪負責。縱觀中國從古至今有關刑事責任年齡的設定，其立法原意都是對老幼的“矜恤”與悲憫。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已滿七十五週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一新增條文是對“矜老恤幼”立法傳統的承繼，是“仁”思想在刑事司法領域的體現。
《漢律》明確十歲以下的人要對殺人行為承擔刑責；《唐律》在《漢律》基礎上，擴大了追責範圍，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依律判處死刑。《大清律例》規定：“十歲以下，犯殺人應死者，上裁。”即上報皇帝裁定是否予以減刑。但最終能否減刑也不能一概而論，當根據案件的性質、情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乾隆年間，發生九歲孩童劉糜子毆斃李子相案，上裁時皇帝斥責道：“若第因其年幼輒行免死，豈為情法之平？況九齡幼童即能毆斃人命，其賦性兇悍可知，尤不宜遽為矜宥！”劉糜子年方九歲，本來在依律減刑的範圍之內。但考慮到情節惡劣，“賦性兇悍”，若被免除刑罰，可能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若不免死，應在法律規定範圍內進行裁量，合理量刑，既不突破“上裁”的原則性規定，又儘量減少不確定的社會危害因素，做到情法兩平，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