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雕塑藝術全面發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藝術蓬勃發展，改變了中國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為目的的雕塑也從另一條道路走向繁榮。自晉代以後，造像活動大肆盛行。
現在所能看到的三國時期的雕塑實物，多為墓葬明器。如安徽毫縣一帶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貴的磚雕藝術，其造型簡潔明快，刀法熟練，顯示出雕刻藝人的才華。
南北朝時代。社會的動盪不安使外來的佛教產生了廣泛社會基礎，加之統治者的帶頭尊奉，使佛教雕塑藝術得以巨大發展。印度佛像屬“犍陀羅式”，有希臘末期藝術和波斯藝術的影子，其特點是造型比較纖美，衣紋皺褶緊貼身體。傳入中國以後，即被中國雕塑家所融匯貫通，形成獨特的中國佛像風格，使這種泊來藝術逐步具備了民族化特徵。
佛像藝術的第一種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區為主，由絲綢之路傳入內地。甘肅的敦煌石窟、炳靈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等等，都有明確的年號題記；一路開鑿的還有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張掖馬蹄寺石窟、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河北邯鄲南北響堂山石窟、江蘇南京棲霞山石窟等等。
甘肅敦煌所處的地理位置較為僻遠，未受戰亂的更大影響，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沒受到什麼干擾。但當地土質疏鬆，不宜於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這也是中國佛像藝術的特點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設規模巨大，從十六國到北朝這一時期的塑像來看，匠師們已把人物形象漸漸中國化，並在造型審美尺度上趨向於當時的流行形式，與同一時期繪畫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點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後期作品開始出現唐代的風格跡象，受內地影響的因素也越來越多，比如服裝、飾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濃抹，表現技法日漸成熟。
麥積山石窟的得名是由於它的外形似麥垛，位於甘肅天水。同樣，由於石質的問題，麥積山也不宜於雕刻佛像，屬北齊時期的作品較多。相對而言，麥積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動和世俗化，在眾多雕像當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聲耳語的供養人、由活潑生動的比丘還有虔誠苦修的老僧以及猙獰怒目的金剛力士。這些泥塑的製造工藝十分精湛，選材講究，雖未經焙燒但歷經千餘年仍未損壞。
雲崗石窟群位於山西大同，石窟延綿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龕）約千餘個，規模龐大。雲崗石窟的開鑿年代主要是北魏時期，充分利用了當地石材的特點；體魄巨大、形象莊嚴，具有攝人魂魄的體量感和空間感。主佛高達13．7米，立於石窟中主要位置，為雲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顯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註重形象刻畫，人物動態也更加活潑；第三期已近尾聲，時間拖至六世紀初。當時的大規模開鑿工作已經停止。這一時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飾裝扮已完全中國化，“褒衣博帶”式的中原服裝形式已經普及。
河南洛陽城南的龍門石窟，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多個朝代之開鑿，作品龐雜，遺留作品也較多。可惜的是，解放前被外國列強盜去了許多造像以及頭、手臂等區域性，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賓陽中洞是龍門石窟中比較重要的一處，是北朝時期有史實可查的，其形制結構與雲岡曇曜五窟相似，窟內飾有蓮花、飛天、雲氣等圖案，氣氛神秘、紋飾華麗，但無瑣碎之感；蓮花洞內的石雕蓮花特別突出，窟內主佛像為站立姿勢，手臂的雕刻尤為動人，，似有柔軟彈性之感；古陽洞是龍門石窟中較大的一個，歷史年代也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內壁面上雕滿了小佛龕，幾乎每龕都有造像題記，中國著名的書法碑帖“龍門二十品”中，古陽洞中的就有十九品。
南北響堂山石窟依據後人追記碑文可證為北齊時開鑿，位於河北省磁縣。北響堂山除北齊外，後來的隋、唐、宋、明各代葉逗留有作品。此處石窟被後人毀壞或改造的地方較多，比較明顯帶有北齊原有風格的，是大量圖案浮雕。
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二大類雕塑作品當屬陵墓雕塑。曹魏時期，尤於墓葬推崇簡易，所以在這一時期的陵墓未有雕像被發現。
南北朝時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復，一般都在墓前設定一對或多對石獸。這種悖常為“神獸”的想象中動物形象，被成為“麒麟”，有的似獅虎，卻右翼，被稱為“避邪”。這種石雕一般都比較龐大，姿態宏偉，整體感較強，又較為濃厚的漢代遺風。現存遺蹟多為南北朝時作品，江蘇南京周邊比較多見。其中最為傑出的是江蘇句容石獅村梁南康簡王蕭績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簡潔，體積感強，最能代表當時的藝術風格。
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各處大興土木，廣建佛寺，佛像和與之相關的造像被大量製造。單尊可移動的佛像，都帶有“背光”，一為裝飾、二為其堅固。陝西博物館收藏有多件北魏時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時刻出佛經故事。山東博物館、北京博物館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儲存比較完好的單件佛像。此外，為了供養方便，易於攜帶，當時還生產了大量小型鎏金銅像，製作精美，雕刻細膩，不亞於大型雕塑的氣魄。
建築、工藝、雕塑等造型藝術家，在中國古代一般都與匠人等同，被史籍記載者很少。象戴逵、戴顒父子，被以雕塑藝術家記載下來的為數極少。戴氏父子活躍於四世紀至五世紀，名震一時。他們也都長於繪畫，與僧佑、蔣少遊等雕塑名家一起，對造型藝術之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雕塑藝術全面發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藝術蓬勃發展，改變了中國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為目的的雕塑也從另一條道路走向繁榮。自晉代以後，造像活動大肆盛行。
現在所能看到的三國時期的雕塑實物，多為墓葬明器。如安徽毫縣一帶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貴的磚雕藝術，其造型簡潔明快，刀法熟練，顯示出雕刻藝人的才華。
南北朝時代。社會的動盪不安使外來的佛教產生了廣泛社會基礎，加之統治者的帶頭尊奉，使佛教雕塑藝術得以巨大發展。印度佛像屬“犍陀羅式”，有希臘末期藝術和波斯藝術的影子，其特點是造型比較纖美，衣紋皺褶緊貼身體。傳入中國以後，即被中國雕塑家所融匯貫通，形成獨特的中國佛像風格，使這種泊來藝術逐步具備了民族化特徵。
佛像藝術的第一種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區為主，由絲綢之路傳入內地。甘肅的敦煌石窟、炳靈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等等，都有明確的年號題記；一路開鑿的還有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張掖馬蹄寺石窟、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河北邯鄲南北響堂山石窟、江蘇南京棲霞山石窟等等。
甘肅敦煌所處的地理位置較為僻遠，未受戰亂的更大影響，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沒受到什麼干擾。但當地土質疏鬆，不宜於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這也是中國佛像藝術的特點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設規模巨大，從十六國到北朝這一時期的塑像來看，匠師們已把人物形象漸漸中國化，並在造型審美尺度上趨向於當時的流行形式，與同一時期繪畫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點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後期作品開始出現唐代的風格跡象，受內地影響的因素也越來越多，比如服裝、飾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濃抹，表現技法日漸成熟。
麥積山石窟的得名是由於它的外形似麥垛，位於甘肅天水。同樣，由於石質的問題，麥積山也不宜於雕刻佛像，屬北齊時期的作品較多。相對而言，麥積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動和世俗化，在眾多雕像當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聲耳語的供養人、由活潑生動的比丘還有虔誠苦修的老僧以及猙獰怒目的金剛力士。這些泥塑的製造工藝十分精湛，選材講究，雖未經焙燒但歷經千餘年仍未損壞。
雲崗石窟群位於山西大同，石窟延綿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龕）約千餘個，規模龐大。雲崗石窟的開鑿年代主要是北魏時期，充分利用了當地石材的特點；體魄巨大、形象莊嚴，具有攝人魂魄的體量感和空間感。主佛高達13．7米，立於石窟中主要位置，為雲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顯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註重形象刻畫，人物動態也更加活潑；第三期已近尾聲，時間拖至六世紀初。當時的大規模開鑿工作已經停止。這一時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飾裝扮已完全中國化，“褒衣博帶”式的中原服裝形式已經普及。
河南洛陽城南的龍門石窟，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多個朝代之開鑿，作品龐雜，遺留作品也較多。可惜的是，解放前被外國列強盜去了許多造像以及頭、手臂等區域性，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賓陽中洞是龍門石窟中比較重要的一處，是北朝時期有史實可查的，其形制結構與雲岡曇曜五窟相似，窟內飾有蓮花、飛天、雲氣等圖案，氣氛神秘、紋飾華麗，但無瑣碎之感；蓮花洞內的石雕蓮花特別突出，窟內主佛像為站立姿勢，手臂的雕刻尤為動人，，似有柔軟彈性之感；古陽洞是龍門石窟中較大的一個，歷史年代也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內壁面上雕滿了小佛龕，幾乎每龕都有造像題記，中國著名的書法碑帖“龍門二十品”中，古陽洞中的就有十九品。
南北響堂山石窟依據後人追記碑文可證為北齊時開鑿，位於河北省磁縣。北響堂山除北齊外，後來的隋、唐、宋、明各代葉逗留有作品。此處石窟被後人毀壞或改造的地方較多，比較明顯帶有北齊原有風格的，是大量圖案浮雕。
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二大類雕塑作品當屬陵墓雕塑。曹魏時期，尤於墓葬推崇簡易，所以在這一時期的陵墓未有雕像被發現。
南北朝時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復，一般都在墓前設定一對或多對石獸。這種悖常為“神獸”的想象中動物形象，被成為“麒麟”，有的似獅虎，卻右翼，被稱為“避邪”。這種石雕一般都比較龐大，姿態宏偉，整體感較強，又較為濃厚的漢代遺風。現存遺蹟多為南北朝時作品，江蘇南京周邊比較多見。其中最為傑出的是江蘇句容石獅村梁南康簡王蕭績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簡潔，體積感強，最能代表當時的藝術風格。
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各處大興土木，廣建佛寺，佛像和與之相關的造像被大量製造。單尊可移動的佛像，都帶有“背光”，一為裝飾、二為其堅固。陝西博物館收藏有多件北魏時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時刻出佛經故事。山東博物館、北京博物館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儲存比較完好的單件佛像。此外，為了供養方便，易於攜帶，當時還生產了大量小型鎏金銅像，製作精美，雕刻細膩，不亞於大型雕塑的氣魄。
建築、工藝、雕塑等造型藝術家，在中國古代一般都與匠人等同，被史籍記載者很少。象戴逵、戴顒父子，被以雕塑藝術家記載下來的為數極少。戴氏父子活躍於四世紀至五世紀，名震一時。他們也都長於繪畫，與僧佑、蔣少遊等雕塑名家一起，對造型藝術之發展，做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