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至新莽時的刻石，屈指可數。其中篆書刻石有:
《群臣上醉刻石》[西漢後元六年(前158)]。道光年間發現於河北永年縣。
《魯靈光殿址刻石》l西漢中元元年(前149)], 1941年于山東曲阜城東北漢代獸靈光殿遺址出土。
《瞿去病墓左司空刻石》(西漢武帝中期)。1957年發現於茂陵霍去病墓石獸雕刻上。
《甘泉山刻石》，又名《廣陵中殿石題記》(西漢武帝至宣帝時期)。清嘉慶十一年阮元在江蘇揚州甘泉山發現。
《九龍山封門刻石》(西漢中晚期)。1970年出土于山東曲阜縣九龍山，現藏曲阜碑林。
《居攝兩墳壇刻石》〔西漢居攝二年(7)」。最早記載於宋趙明誠《金石錄》。
現藏曲阜碑林。
《鬱平大尹馮君孺久墓題記》〔新莽天鳳五年(18)], 1978年出土於河南省唐河縣，現藏南陽市博物館。
上述這些篆書刻石大多粗糙、簡率。書風已不同程度地受到隸變大潮的浸染，與秦代小篆刻石的精密、規整形成鮮明的對照。新莽時的《鬱平大尹馮君孺久墓題記》由九處刻石組成，字數多達八十四字，為這一時期篆書刻石之冠，與其他簡率刻石的不同之處是，屈曲盤繞，具裝飾之美，與印章和署書使用的繆篆為同一系統(圖33),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居延肩水金關遺址的《張掖都尉菜信》(西漢末至新莽時期)，1959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縣磨嘴子漢墓的《樞銘》三種(新莽至東漢初期)，雖是書寫於織布上的墨書，但與《孺久墓題記》書風相似，筆畫屈曲抖動，有蟲書筆意。“菜信”一稱“蟠信”，“樞銘”又稱“族銘”，與幅信均有符證之性質。《說文解字·敘》記有新莽六書，雲:鳥蟲書“所以書蟠信也”。因此鳥蟲書也罷，署書也罷，都可看成是當時的裝飾文字。上述這幾件作品可為代表。
西漢的隸書刻石亦所見不多，如:
《霍去病墓霍臣孟文字刻石》[西漢武帝中期，霍去病卒於元狩六年(前117))。此刻石銘文與同墓鎮墓石獸渾然一體，風格雄健古樸，氣格博大。
《五風二年刻石》一名《魯孝王淬池刻石》【漢宜帝五鳳二年(前56) ]。金明昌二年(1191)因修理孔廟，於魯靈光殿址釣魚池石塊上發現。其為西漢刻石中藝術價值較高者，佈局自然，略見漢簡筆意。現藏曲阜孔廟東房碑石陳列館。
《巴州民楊量買山地記》〔西漢地節二年(前68)]。相傳於道光年間在四川發現。石毀於咸豐十年(1860),
《鹿孝禹刻石》[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清同治九年(1870)于山東費城平邑鎮出土，現藏山東省博物館。此刻石與西漢其他隸書刻石不同，已見清晰的波挑筆意，然刻工不精。
以上這些西漢的隸書刻石雖形構已脫去篆書遺意而完全隸化，但大多波碟不明，刻工在雕刻時仍沿用著篆書時代的刀法，這在同時代的金文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這種雕刻方法，一直延續到新莽時代及東漢初期。如:
《萊子侯刻石》[新莽天鳳三年(16)]。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王仲磊發現于山東鄒縣臥虎山下，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楊守敬評日:“蒼勁簡質。”。此刻石用刀犀利，結字方峻，頗類漢代金文風采。
《三老諱字忌日記》(東漢早期)。清咸豐二年(1852)於浙江徐姚縣客星山下出土，石在東漢建武二十八年(52)後數年立，現藏杭州孤山西憐印社。此刻石無明顯波碟。顧燮光評日:“書體渾穆，如錐畫沙。”
《郎君開通褒斜道刻石》【東漢永平六年(63)]。石原在陝西褒城縣(今勉縣)北石門中，為摩崖刻石。現石移至漢中博物館。楊守敬評曰:“按其字型，長短廣狹，參差不齊，天然古秀若石紋然。
百代而下，無從摹擬，此之謂神品。”“，
《大吉買山地記》[東漢建初元年(76)],摩崖刻石.每字字徑為16一17釐米，最大者為23釐米，是漢代字跡最大的刻石。清道光三年(1823)於浙江會稽跳山(又名烏石山)發現。此刻石章法茂密，方中寓圓，筆畫厚重而古拙.與瘦勁的《萊子侯刻石》《褒斜道刻石》異趣。
《侍廷裡父老0買田約束石券》[東漢建初二年(77)], 1973年出土於河南省堰師縣，現藏縣文物管理所。石面為未經研磨的自然平面，銘文多達213字，為東漢初期罕見之長文。此刻結字重心較低，樸實無華，雖於刀刻中可見分書的波挑筆法，但是沉厚不揚，隸意尚不明顯。
不難發現上述西漢至東漢初期的隸書碑刻，與以後精美的東漢隸書碑刻相比較，均具有“原始美”的特徵，這便是被人們稱之為古拙、渾穆的原因。從現有資料可知，以《馬王堆帛書》為典型的漢初古隸，因其保留了大量的篆書形構，而具有非篆非隸的審美特徵。而古隸最遲於武帝時期退出歷史舞臺，讓位於成熟的漢隸—分書，因此我們得出的判斷是，上述武帝時期以後的西漢隸書刻石，從書體上說並不屬於古隸.清代人評述它們兼有篆書的遺意，或將它們稱為古隸，完全不是因為它們是否還具有篆書形構，而是在對古隸的原貌弄不清的情況下，憑藉一種原始美的感覺來判斷的。這種感覺正來自於當時的刻工還沿用了舊的篆書雕刻方法，清代魏錫曾對《三老忌日碑》的刻法作過認真的研究.說:“三老椎鑿而成，鋒從中下，不似他碑雙刀，故每作一畫，石膚折裂如松皮。”可見當時的多數刻工還無法在雕刻中再現隸書已成熟起來的筆法，因此也可以看到刻石銘辭的風氣至東漢初期尚未形成。
西漢至新莽時的刻石，屈指可數。其中篆書刻石有:
《群臣上醉刻石》[西漢後元六年(前158)]。道光年間發現於河北永年縣。
《魯靈光殿址刻石》l西漢中元元年(前149)], 1941年于山東曲阜城東北漢代獸靈光殿遺址出土。
《瞿去病墓左司空刻石》(西漢武帝中期)。1957年發現於茂陵霍去病墓石獸雕刻上。
《甘泉山刻石》，又名《廣陵中殿石題記》(西漢武帝至宣帝時期)。清嘉慶十一年阮元在江蘇揚州甘泉山發現。
《九龍山封門刻石》(西漢中晚期)。1970年出土于山東曲阜縣九龍山，現藏曲阜碑林。
《居攝兩墳壇刻石》〔西漢居攝二年(7)」。最早記載於宋趙明誠《金石錄》。
現藏曲阜碑林。
《鬱平大尹馮君孺久墓題記》〔新莽天鳳五年(18)], 1978年出土於河南省唐河縣，現藏南陽市博物館。
上述這些篆書刻石大多粗糙、簡率。書風已不同程度地受到隸變大潮的浸染，與秦代小篆刻石的精密、規整形成鮮明的對照。新莽時的《鬱平大尹馮君孺久墓題記》由九處刻石組成，字數多達八十四字，為這一時期篆書刻石之冠，與其他簡率刻石的不同之處是，屈曲盤繞，具裝飾之美，與印章和署書使用的繆篆為同一系統(圖33),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居延肩水金關遺址的《張掖都尉菜信》(西漢末至新莽時期)，1959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縣磨嘴子漢墓的《樞銘》三種(新莽至東漢初期)，雖是書寫於織布上的墨書，但與《孺久墓題記》書風相似，筆畫屈曲抖動，有蟲書筆意。“菜信”一稱“蟠信”，“樞銘”又稱“族銘”，與幅信均有符證之性質。《說文解字·敘》記有新莽六書，雲:鳥蟲書“所以書蟠信也”。因此鳥蟲書也罷，署書也罷，都可看成是當時的裝飾文字。上述這幾件作品可為代表。
西漢的隸書刻石亦所見不多，如:
《霍去病墓霍臣孟文字刻石》[西漢武帝中期，霍去病卒於元狩六年(前117))。此刻石銘文與同墓鎮墓石獸渾然一體，風格雄健古樸，氣格博大。
《五風二年刻石》一名《魯孝王淬池刻石》【漢宜帝五鳳二年(前56) ]。金明昌二年(1191)因修理孔廟，於魯靈光殿址釣魚池石塊上發現。其為西漢刻石中藝術價值較高者，佈局自然，略見漢簡筆意。現藏曲阜孔廟東房碑石陳列館。
《巴州民楊量買山地記》〔西漢地節二年(前68)]。相傳於道光年間在四川發現。石毀於咸豐十年(1860),
《鹿孝禹刻石》[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清同治九年(1870)于山東費城平邑鎮出土，現藏山東省博物館。此刻石與西漢其他隸書刻石不同，已見清晰的波挑筆意，然刻工不精。
以上這些西漢的隸書刻石雖形構已脫去篆書遺意而完全隸化，但大多波碟不明，刻工在雕刻時仍沿用著篆書時代的刀法，這在同時代的金文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這種雕刻方法，一直延續到新莽時代及東漢初期。如:
《萊子侯刻石》[新莽天鳳三年(16)]。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王仲磊發現于山東鄒縣臥虎山下，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楊守敬評日:“蒼勁簡質。”。此刻石用刀犀利，結字方峻，頗類漢代金文風采。
《三老諱字忌日記》(東漢早期)。清咸豐二年(1852)於浙江徐姚縣客星山下出土，石在東漢建武二十八年(52)後數年立，現藏杭州孤山西憐印社。此刻石無明顯波碟。顧燮光評日:“書體渾穆，如錐畫沙。”
《郎君開通褒斜道刻石》【東漢永平六年(63)]。石原在陝西褒城縣(今勉縣)北石門中，為摩崖刻石。現石移至漢中博物館。楊守敬評曰:“按其字型，長短廣狹，參差不齊，天然古秀若石紋然。
百代而下，無從摹擬，此之謂神品。”“，
《大吉買山地記》[東漢建初元年(76)],摩崖刻石.每字字徑為16一17釐米，最大者為23釐米，是漢代字跡最大的刻石。清道光三年(1823)於浙江會稽跳山(又名烏石山)發現。此刻石章法茂密，方中寓圓，筆畫厚重而古拙.與瘦勁的《萊子侯刻石》《褒斜道刻石》異趣。
《侍廷裡父老0買田約束石券》[東漢建初二年(77)], 1973年出土於河南省堰師縣，現藏縣文物管理所。石面為未經研磨的自然平面，銘文多達213字，為東漢初期罕見之長文。此刻結字重心較低，樸實無華，雖於刀刻中可見分書的波挑筆法，但是沉厚不揚，隸意尚不明顯。
不難發現上述西漢至東漢初期的隸書碑刻，與以後精美的東漢隸書碑刻相比較，均具有“原始美”的特徵，這便是被人們稱之為古拙、渾穆的原因。從現有資料可知，以《馬王堆帛書》為典型的漢初古隸，因其保留了大量的篆書形構，而具有非篆非隸的審美特徵。而古隸最遲於武帝時期退出歷史舞臺，讓位於成熟的漢隸—分書，因此我們得出的判斷是，上述武帝時期以後的西漢隸書刻石，從書體上說並不屬於古隸.清代人評述它們兼有篆書的遺意，或將它們稱為古隸，完全不是因為它們是否還具有篆書形構，而是在對古隸的原貌弄不清的情況下，憑藉一種原始美的感覺來判斷的。這種感覺正來自於當時的刻工還沿用了舊的篆書雕刻方法，清代魏錫曾對《三老忌日碑》的刻法作過認真的研究.說:“三老椎鑿而成，鋒從中下，不似他碑雙刀，故每作一畫，石膚折裂如松皮。”可見當時的多數刻工還無法在雕刻中再現隸書已成熟起來的筆法，因此也可以看到刻石銘辭的風氣至東漢初期尚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