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兩人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戰術。以自己的長處對付敵人的短處。使得他們討不得任何一點便宜。

比如孫承宗的步步為營戰略。透過一點一點的擠壓滿清的生存空間，從而達到消滅滿清的目的，當時的明朝軍隊野戰能力是不能跟八旗騎兵相比的。正是因為這樣孫承宗才提出了這一戰略，當時的八旗雖然也在能力超強，但是面對工程站卻是無能為力，他們沒有有效的重型器械。而明朝軍隊在城市防禦上面卻是佔有優勢的，他們擁有大量的防禦器械，還有火炮。尤其是火炮，對滿清八旗的威脅是相當巨大的。

而在野戰中，由於火炮的裝填速度慢，效率低，所以並不能發揮優勢往往一炮打完騎兵就已經衝了過來。但是在城市防禦戰中，火炮架在城牆上可以任意設計目標。而且還不用擔心擔心騎兵衝過來。滿清騎兵想要攻城，就只有下馬爬梯子，這時候他們就跟步兵一模一樣。

當年運用這一戰術明朝幾乎快要把滿清給消滅了，很可惜後來孫存忠下臺，熊延弼也被幹掉了。

如果當時的明朝能夠堅持使用孫承宗，那麼滿清被消滅不過是時間問題，很可惜，那是個明朝已經是東臨一家獨大。正所謂文官誤國。

再加上當時明朝皇帝的治國水平並不怎麼樣，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崇禎是一個好皇帝，但他卻不是一個能力挽狂瀾的皇帝。

熊廷弼這個人對於明朝經略遼東時期可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熊廷弼對於當時的遼東就是一根定海神針，有他在，努爾哈赤就翻騰不起什麼大的波浪。

同樣，熊廷弼之後的孫承宗，也使得當時的女真人如骨鯁在喉，卻又沒有什麼招法可以除掉。

而孫承宗的身份則為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更厲害的一點尤其值得一提，那就是，孫承宗還是明朝天啟皇帝朱由校的老師。

這樣的話，只是從資質上論，熊廷弼與孫承宗無法比擬。另外，當年的熊廷弼純屬於孤身一人，僅憑功績說話。

而孫承宗除卻特殊身份之外，還提攜了袁崇煥。

在孫承宗時期，明朝廷當中持“放棄遼東”意見的人也不在少數，可孫承宗卻一直堅定的認為遼東是大明的土地，必須收回。

而欲還遼，則要建立多重防禦體系，才能保得山海關。

孫承宗是自請接任遼東經略一職的，皇帝不但批准，而且還賜“尚方寶劍”。

孫承宗即成為大明督師遼東的最高長官。

孫承宗辦起事來絕對事半功倍。他以寧遠城為中心，以山海關為後盾，以大淩河、小淩河、錦州等處為前沿，整個戰略體系全面系統的鋪開。

孫承宗主政遼東其間，修復山海關外大城9座、城堡45座，練兵11萬，並開地四百里，開墾田地五十萬畝，並自鑄軍用器具上百萬具，糧食基本上實現了自供自足。

如此一來，女真巨奎努爾哈赤豈敢小覷？孫承宗的步步為營戰術使得努爾哈赤手足無措，他根本找不到任何機會，總不能拿雞蛋往石頭上撞吧？於是，努爾哈赤四年之內沒什麼做為，這也是後人吹噓的休養生息。

熊廷弼遼東3年時間，八旗軍偃旗息鼓3年，孫承宗經略遼東4年，努爾哈赤以及八旗軍兵也消停了4年。

這樣看來，所謂的一物降一物還是有道理的。當年廣寧一戰之後，後金的軍兵幾乎就沒有沒有任何損失與失敗，接下來的的就是尋找戰機。

可是孫承宗的整個攻防體系是合理而縝密的，八旗軍兵掂量之後還是決定放棄，這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八旗軍驍勇善戰所依仗的不過是，軍隊機動能力強（多騎兵），單兵軍事素養較高（善騎射）的優勢。而熊廷弼和孫承宗能夠在戰場上壓制八旗驍騎的主要原因就是戰略正確和後勤完善。具體體現如下：

有的小夥伴看到“堅壁清野”和“敵疲我打、敵退我進”這兩個戰術名詞，可能第一時間就會想起在抗日戰爭時期，蔣某人的“焦土政策”和毛主席的游擊戰術。對，當時的熊廷弼和劉承宗用的也是這樣的戰術，而且還十分有效。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受命經略遼東。他主張“以空間換時間”，放棄已經失守的遼東區域，固守遼河防線，保衛遼西。他還動員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甚至北韓來牽制努爾哈赤，“以夷制夷”令八旗軍無法進一步擴充實力。

到了天啟二年(1622年)，孫承宗自請為遼東督師，他上任後遣散不合格的兵士，整肅軍紀。建築堅固城池來應對八旗軍的騎兵，就是看準了八旗軍不擅長攻城持久戰，讓八旗軍無法發揮自身兵力優勢。

熊廷弼和孫承宗的戰略儲存了明朝軍隊的有生力量，縮小了後金的戰略空間，以游擊戰既可以騷擾敵人還可以練兵，提高明軍的作戰能力。同時以蠶食政策，減輕了明朝政府壓力，開邊拓荒，穩定民心，壓縮了後金生存空間。

熊廷弼和孫承宗在經略遼東期間，都被皇帝授予尚方寶劍，都有見機行事時不受到他人節制的權利。在遼東積極招撫流民，修整防守戰具，分派兵馬駐紮，安定民心。

熊廷弼修建邊境城牆七百餘里，整修城池七座、墩臺一百餘座、糧倉十七所，三年記憶體糧三十萬石。劉承宗則先後修築寧遠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屯田五千頃，拓地四百餘里，招練兵馬十一萬，建立十二個車營、五個水營、兩個火器營，八個前鋒後勁營，製造甲冑、軍用器械、弓矢、炮石等打仗用的裝備數百萬，年收入十五萬。大大提升了地方原本凋敝的民生與經濟，穩定了人心和提高了防衛八旗軍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