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跟江浙地區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江浙人口密度大，土地相比北方來說人均少太多。這就制約了南方的農業生產不會像北方這樣便利，就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現狀，僅僅只靠種地謀生根本是難以解決溫飽問題的，所以許多南方人為了生存，只能是背井離鄉，遠離家鄉和父母親人，去全國各地做生意以謀得生路。

另一方面，南方河網密佈，水系多，可以通江達海。大家都知道，水運十分有利於貨物的運輸，而且成本低，運量大，再加上地理區位的優勢，這都為做生意的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而且，便利的海上交通還能遇到各種形形色色的人，人多了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愛好，有了愛好，再加上一點點努力，就能變成了商機。

江浙人的文化裡，在宋代就有了經商做生意的元素，因為北方戰亂，隨著人口的大規模南遷。江浙人自給自足的生活被打破，外來人口由於沒有立錐之地，就靠跟原土著人做生意，掙了錢財之後才置辦家產田地，慢慢才在南方站穩腳跟。而新的南方人根本不瞭解南方的氣候時令，根本不能像在北方時再那樣進行農業生產。所以大部分人仍繼續經商做生意，慢慢地經過幾百上千年的文化積澱，重商文化已經在南方人心中根深蒂固。甚至小孩一出生，就會跟著家裡的長輩學做生意，長大後必然接替父輩繼續經商。

而且，江浙溫和的季節也造就了脾氣溫和的人，他們在更多事情上有更多的耐心。在生意人更能懂得怎麼去拉住客人們的心。心思也就更加細緻，容易創新，標新立異。

由於地理環境和人口的制約，和水利交通、區位優勢，再加上江浙人濃厚的商文化和江浙人受祖上與父輩的影響，更何況江浙人天生精明能幹，必然是會比北方和其他地區的人更會做生意。

我覺得這其中既有歷史原因、地理原因也有人文原因。從歷史上來講，江浙一帶比北方開放的更早，商業的氛圍比北方濃厚的多。改革開放最早也是從南方開始，經濟特區的崛起也是從南方開始的。

從地理上來說，氣候溫和一年四季均可勞作，自然勞作時間就會比北方人久一些。而且南方很多地方靠海，海上交通更為發達，也更容易接觸到外來的新鮮事物。便利的海洋運輸，讓南方的貿易往來超過其他地區不是一點半點。

從人文上來講，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帶的重商是有悠久歷史的。幾乎家家戶戶都做生意是很多南方人祖輩就傳下來的，讀書考學在他們看來可能不是那麼重要，會賺錢才是根本！我的很多南方同學告訴我，在他們那裡考不考的上大學並不是多麼重要的事情，很多父母對孩子的要求就是能識幾個字就好，會算賬大概是上學的重點，所以也不需要多高的學歷。小小年紀就幫著家裡做生意，從小就在這種生意家庭長大，半大點的時候就是生意精了。想一想從小就在這種商業氛圍濃郁的環境中成長起來江浙人，他們所形成的商業思維又豈是看重教育，看重考學的北方人能比的了的？

另外，我覺得江浙山清水秀的環境可能也讓人們的心思相對更細膩。這種性格特徵，也會讓江浙老闆在做生意中更加精益求精，更追求細節的完美。對產品細節的反覆琢磨，不斷改進，自然會讓產品更加具有競爭力；對顧客心思的反覆考量，換位思考，自然會讓顧客心滿意足，甘心掏腰包。這種誠意付出，生意肯定也就做的越來越好了。

南方的水路交通更加方便，交易起來更容易，商品也容易送達，使得江浙人更樂於做生意維持生計。

從歷史上看，江浙商人是在晚清以後才發家的。

在明清時期，中國兩大主要的商幫是山西的晉商和徽州的徽商。兩者分別在北方和南方稱雄。到了晚清時期，兩大商幫的主力山西票號和揚州鹽商紛紛衰落。這個時候，江浙商人和南洋僑商成為了中國近代經濟舞臺上的兩大商人勢力。

近代江浙商人的主體，是蘇南地區和浙北地區的商人。蘇南地區以蘇州，無錫，常州三地的商人實力最強。浙北地區早期是湖州商人為主，後期寧波商人佔據一定優勢。而嘉興，紹興和杭州商人也有一定的地位。以中國近代經濟中心上海的著名商人的構成來看，江浙商人大體上都出在這些地區。

這裡就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現在非常著名的浙南地區的商人，比如溫州和義烏地區的商人在當時並不出色。這兩個地區商人的崛起完全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從歷史上看，浙南地區在歷史上並不長於商業。所以從自然環境來論證這兩地商業繁榮是不合適的。因為很簡單，自然環境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劇烈變化，從而導致當地人擁有了因為自然環境而賦予的經商才能。

江浙商人在近代的崛起，主要還是依託於上海在近代的崛起。我個人認為主要是社會環境造就的。

至於江浙商人在當代的發展，其實和近代的聯絡很小。除了溫州以外，江浙兩地的商人發展情況都差不多。總的來說都是在本地謀求發展。就全國來看，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模式。主要是因為江浙兩地的經濟基礎較好，所以商業發育和商人的成長都比較順利。溫州是一個異類。不光是江浙兩地的異類，而且是中國的異類。溫州的特點是很多商人在外地創業發展。這個模式其實和歷史上的徽州極為相似。從這個角度上講，溫州商人是徽商在當代社會的繼承者。這種高密度的向外移民式的創業發展，是在特殊的歷史契機下形成，並且由於早期創業者的成功，形成了對後期的有效激勵以及提攜。當年徽商憑藉這套模式興盛了300多年。最後是在社會大變革的衝擊下衰落。所以我認為溫州商人的成功其實也主要來源於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關係不大。只是他們選擇的這套模式，相比就地發展而言更為艱辛，但是回報也更大。而之所以遠赴異地發展，其實和早期時候溫州相對落後有關。在改革開放以前，溫州是浙江最窮的地方。這個其實和徽州在歷史上的經濟情況如出一轍。

因此，自然環境的影響還是次要的，主要是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