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孟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孔孟思想的精髓是主張仁義。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為“仁”即“愛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論點，提倡“忠恕”之道，又以為推行“仁政”應以“禮”為規範：“克己復禮為仁”。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

二、孔子與孟子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講求“仁者愛人”，但是二者卻有著較大的區別。

孔子與孟子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講求“仁者愛人”，但是二者卻有著較大的區別。

首先，從兩人的人格來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則偏向憤世疾俗。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則，要別人大氣，自己就得是個敦厚的儒者長者。這與孔子的人生經歷有關，孔子早年家貧，作過吹鼓手，也放過牛羊，他是自學成才，因而他自然就養成了謙遜的性格，他向長者請教時也總是恭恭敬敬。成材後，他也將這種恭敬的習慣一以貫之，所以才有“有教無類”的思想，他要讓年輕人少走彎路，對年輕人的教誨總是不厭其煩。他是老師，也是長者，所以，脾氣暴躁的子路都會受他的影響，並拜他為師。寬恕始終是他的人生信條，如在陳國，被別人形容為“喪家之犬”，他都不生氣。但在原則上則義正詞嚴，毫不妥協。當他發現魯國國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該他享受的音樂時，他也會說“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蘊藏著凜凜正氣的。

孟子則不同，孟子更偏向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在那個時期內諸侯們交相攻伐，仁義早被拋諸腦後，“興滅繼絕”的傳統也煙消雲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孟子把個人與社會緊密的聯絡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懸為己任，自然是看不慣諸侯們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號迴盪在他的心中，這更激起他的憤世疾俗。孔子也憤世疾俗，只不過他最大的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則不同，他是“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孔子的憤怒是出世，孟子的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邁之情，自信之氣，他越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從對後世文人的人格的影響來看，孟子的影響超過了孔子。

第二，從他們對“仁”的看法來看，孔子是大廈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廈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針對“春秋無義戰”提出了“仁”思想，他並沒有將“仁”的思想形象化具體化，“仁”還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孟子則在“仁”的基礎上將其形象為“不忍之心”，並建立“性善論”來對其進行論述，進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種從社會道德到社會政治的一個飛躍，這種飛躍將能更好的鞏固“仁”的觀念，並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從具體的施政來看，孔子的施政綱領比較簡單原始，孟子的施政綱領則詳細具體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禮樂”二端，他的禮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樂就是“浴乎沂，風乎舞雩，沐而歸”，簡單說來就是簡政施仁。孔子也贊同發展經濟，他很贊同管仲，他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他也贊同用適當的刑罰來懲戒，不過，他不贊成濫施刑罰。

孟子則不同，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可誅殺“獨夫”，雖多了點殺伐之氣，卻表現出其朗朗正氣；他認為樂也當用來治理國家，“古之樂猶今之樂”，為君者當“與民同樂”，以此來教化百姓。孟子不贊同刑罰，只因戰國時期各國刑罰太甚，他認為施刑是“網民”，他倒贊同教化“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他最贊同的是發展經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十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的經濟就是“教養”二大端，畢竟“倉廩實而後知禮節”。總的說來，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這三個方面，他們的不同主要是時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