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大阪的獨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會結構是農民依附於擁有土地的諸侯（即大名），而諸侯服從於天皇。這種長期不變的社會結構導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級關係嚴格，富有服從精神的文化特點，也是二戰中日本軍隊普遍狂熱“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礎。 然而，大阪卻有些不同，這個地方是著名的商業城市，居民多與商業有關，對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圍繞著苛捐雜稅等問題，大阪人幾百年如一日，不斷和諸侯鬥智鬥勇、討價還價，所謂忠誠，那就更談不上了。 於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與其他地方不大一樣。雖然在二戰中，出身於大阪計程車兵也受到了軍國主義的蠱惑，然而大阪人卻不會急著去“為效忠天皇而死，為大日本帝國而死”，能不死儘量不死。對待上級命令，出身於大阪的官兵也習慣於“討價還價”、“斤斤計較”，不會像其他部隊那樣閉著眼睛執行到底。甚至第四師團內部還制訂了所謂“無謂的犧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戰鬥不要參加”、“窮途的敵軍不要追擊”的“三不要”原則。 多了一群保命要緊的“窩囊廢”，就也少了一撥滅絕人性的戰爭狂人。在非正義的戰爭裡，選擇了正確應對方式保全了自已的身家性命，少一分殺戮，就多一分和平，遠離戰爭惡行的日軍第四師團，給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添了一抹別樣的色彩。日本歷史學家關幸輔在《日軍第一窩囊廢師團》的最後部分，對第四師團做了一小段總結，說得真是有幾分道理，“如果日本的軍隊都像第四師團這樣，大概中日之間也就不會發生戰爭了吧？要是這樣，也就不會有日本的戰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