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有兩部，一部是道士丘處機帶領徒子徒孫，到河西走廊，到西域見忽必烈的旅行記錄，起名《西遊記》。另一部出書較晚，是吳承恩根據唐朝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民間傳說編的神魔小說《西遊記》，比前者至少晚100年，但是流傳甚廣。現在人們提起《西遊記》就是指後者。

至於有人藉此黑魯迅也正常，不黑幾個名人自己就不出名，就不解饞。魯迅是專門講過中國小說史的（在北大主講、也到西北大學講過），受到當時文學界的普遍認可。他不至於連兩本同名但不同內容的書混為一談。

《西遊記》的作者爭論已經超過四百多年了，但是至今依然沒有定論。丘處機和吳承恩都曾經被認為是小說《西遊記》的編者，但備選名單並不是只有這兩個人，許白雲、蔡金、唐新庵、李春芳、陳元之、朱觀錠、閆希言等都曾經被懷疑過失該小說的作者。

當下留存最早的一部《西遊記》是明代萬曆年間刊刻的金陵世德堂本，在這一版中透露了兩個資訊：

第一，在作者上署名為“佚名”，序言當中也明確表示：

《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

第二，該版書籍是由一個叫做“華陽洞天主人”的文人所勘校的。

這兩點資訊表明，至少在明朝萬曆年間，這本書已經出現了，並且世德堂本並不是最早的一版。

有人懷疑這個“華陽洞天主人”其實就是《西遊記》最初的作者，是為了避免因為書中涉及的官府內幕和離經叛道思想而受到官府糾察，所以才故設迷局。

但是一來這個“華陽洞天主人”現在並不能知道到底是何人；二來考慮古典小說署名的傳統，要麼不署名，要麼署假名，比如《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蘭陵笑笑生”。《西遊記》將作者署名為勘校者的做法未免太大費周章，與傳統習慣不符。

而明代《西遊記》所有刻本都署名“佚名”，也可以表明這部書在明代還沒有具體作者歸屬。

清朝康熙年間，有一個叫做汪澹漪的人，假託元代文人虞集給《西遊記》做了一篇序文，首次提出來這部小說是有長春真人丘處機所作。

他先是偽造文獻，再複述唐三藏取經故事，最後再結合丘處機確實寫過一本名為《西遊記》的作品，讓清朝很多學者深信不疑，此後《西遊記》的作者才署名為丘處機。

但是乾隆時期的紀曉嵐已經對此表示懷疑，他認為《西遊記》當中“司禮監”、“會同館”這種明代才有的職司，生活在元代的丘處機不應該知道，所以對“丘著說”產生懷疑。而錢大昕更是在蘇州玄妙觀中所藏《道藏》中發現，丘處機的《西遊記》其實是一本遊記，記錄他覲見成吉思汗的路上見聞。

五四時期魯迅根據這些史料，認為小說《西遊記》不是由丘處機所作，進一步提出是由一個叫做吳承恩的文人創作的。

其所依據的史料就是《淮安府志》當中，收錄在吳承恩名下的作品有《西遊記》一條。但是這種說法依然不可靠。

首先，兩朝《淮安府志》都是同一個地方的方誌文獻，其他種類書目並沒有發現類似記載，這就屬於“孤證”，可信度不高。

其次，根據文史傳統，方誌是不收錄小說這一文體的。而這條記載下面也沒有註明有幾卷幾回，與正常的“藝文志”體例並不一樣。所以這部作品很可能不是小說。

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清初黃虞稷根據家裡藏書編纂了目錄學著作《千頃堂書目》，明確地將吳承恩《西遊記》放在了“輿地類”，說明黃虞稷看到的這部吳承恩所作《西遊記》是一本地理類圖書。

但是，並不能用丘處機、吳承恩的作品《西遊記》是遊記作品就反證出小說《西遊記》不是他們寫的。他們寫了遊記，不代表就不能寫小說。

古典通俗小說很難確定一個第一作者，因為除了《紅樓夢》等極個別作品之外，都是先有了各種故事，比如話本、評書、戲曲、雜劇等等體裁，有人對這些素材進行彙編和整理才形成了小說。

也就是說，這些所謂的作者，其實只是故事的編纂者而已。他們不單純地創作故事，更多地是講述故事，整合、彙編流傳下來的素材。

這樣的過程很多小說都經歷過，所以就出現了不同的版本。比如《水滸傳》就有繁本、簡本、貫華堂本等，《隋唐演義》流行的是四雪草堂本，《三國演義》是毛宗崗父子修訂的版本。《西遊記》其實也只是諸多版本中的一個而已。

所以，探求誰才是寫小說《西遊記》的第一人是沒有結果的，現在之所以將《西遊記》的著作權給吳承恩，一來是因為其可能性最高，二來是因為如此盛名的作品也需要配備一個具體的作者。

但是要清楚，小說《西遊記》的作者還沒有定論。

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在1928年前是沒有什麼爭議的，署名都是長春真人丘處機。

丘處機的弟子寫過遊記版《西遊記》，是記錄丘處機遠赴西域見成吉思汗的事蹟。

後來經過胡適大佬的一番考證，得出結論作者是吳承恩。

個人認為《西遊記》是丘處機根據一些唐三藏取經的故事，以全真教的修仙煉丹理論而撰著的，同時我們也看到《西遊記》裡描述修煉內容，不是普通人可以寫就的，而吳承恩並不具備這個修道的文化底蘊！長春真人語錄中亦記載如下:或問曰：“弟子根性下劣，堪學道否？”師曰：“吾《西遊記》首言：凡有七竅者，皆可成真。吾子只六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