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書院不可勝數，僅南宋期間即興建了二百七十多所。書院，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科舉考試與聖賢文化傳播之間一個折中對沖的平衡點。倘唯科舉是論，則“尋章摘句老鵰蟲”充塞廟堂，卻於世無補；若唯聖賢是尚，則經費難以為繼，總不能天天吸風飲露、與狼共舞吧！再說朝廷也會干涉。書院應運而生，實乃時也勢也。看似偶然，實則有相當的必然性。
這些書院存世的時間，或長或短，影響或大或小。於眾多書院中，嶽麓書院一枝獨秀，歷千年而不衰，位列“四大書院”之首，一代一代培養造就了無數學養深厚、慮深通敏的人物，各皆引領一時風騷，參贊天地之化育。書院門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非但不是夜郎自大，反而是其真實寫照，不愧為中華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他皆莫及。
嶽麓書院於唐末五代肇基，自南宋進入輝煌時期，歷代皆有大儒名流講學不輟，四方學子輻湊力學，社會各界鼎力相助，朝廷屢屢賜額賜書，千年以來始終雄踞海內書院之首，完全將湖南變成了“瀟湘洙泗”，把此地“南蠻”的稱號連根拔除，“誰謂荊蠻？茲為鄒魯！”
嶽麓書院，千載誰堪伯仲間？
現在的我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名滿天下的嶽麓書院，原始創辦人居然是佛門大德！史載，唐末五代戰亂，文教遭受重創，儒門士子棲身研學無所。湖南嶽麓山有智璇等二位僧人，“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時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自此“士人得屋以居，得書以讀”，這就是嶽麓書院的最原始開端。佛門二位大德，非但不以門戶之見排斥儒家，反而全力興辦儒者學習場所，誠可謂釋迦如來慈悲、平等的真實體現。後之儒者，囿於門戶偏見狹執，竟置之不理，這非但無損於二大德之形象，反更映襯出佛門“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來。
講學、藏書、祭祀，被稱為書院的“三大事業”，歷來倍受重視，最能反映出書院的社會功能定位。而學田，則解決了書院的經費問題，是“三大事業”的重大保障與前提，也是書院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
嶽麓書院千年以來，始終為大儒嚮往的講學之地，是學子傾慕的頂級學府，被朝廷器重，為各界擁戴，實乃華夏大地不可多得的人文奇觀。但是，天下書院不勝其多，嶽麓書院何以能飽經世道變遷而歷久彌新？其長盛不衰的基因，到底在哪裡？
且聽在下一一道來。
南宋時大儒張栻主教嶽麓書院期間，對前來就學計程車子們指出：“侯（劉珙）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講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他把書院的教學定性為：含科舉而不限於科舉，習經書而不限於言語文辭，務以“成就人才、傳道濟民”為要。嚴格來說，張栻為嶽麓書院形成富有特色的教育傳統奠定了基礎。以後雖不斷髮展，但始終未離張栻教育思想的影響。這是確立嶽麓書院“江湖地位”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其次，教學方法的革新。不侷限於記問之學，而是增加了士子與師長間的討論、辯難，如此則徹底激發了師生思維的無限活力。僅此一端，即令學子們有了“此處應有盡有，何必東奔西走”的歸宿感，嶽麓書院真正成了士子的精神家園。不唯“孝悌忠信”為上，而是重在培養學人士子們“靜若處子，動若脫兔”的守常達變之能，這才是造就濟世之才的人間正道啊！
公元1167年9月至11月，朱熹、張栻二位大儒於嶽麓書院辯難會講，持續三個月之久，前往受業、遊學者逾千人，盛況空前，“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這可比洪七公、黃藥師等人的“華山論劍”過癮多了！同時也開創了書院學術會講之先河。“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就是活水，這就是汩汩的源泉！書院以此獲得了無比強大的生命力。此番會講，至今仍為士人津津樂道。嶽麓書院這方風水寶地，也因二大師此舉而名揚天下。
書院允許不同學派的學者自由講學，這是與官學最重大的區別，充分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特色。會講，則使不同學派之間有了互相交流探討的機會，極大地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嶽麓書院的輝煌，並不僅僅體現在悠久的歷史和完備的規制上，更體現在其學術成就和培養造就了數不清的曠世之才方面。
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嶽麓書院先後啟蒙、培養出了包括宋代理學派、明代心學派、明清實學派、清代漢學派等各類知識群體精英，皆一時之棟樑、歷史發展演變的重大推手。近代以來，像陶澍、魏源、賀熙齡等經世改革派人才，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劉蓉、曾國荃、劉長佑等湘軍集團和洋務運動首領，譚嗣同、唐才常、沈才藎、熊希齡等維新變法人才，他們均直接受教於嶽麓書院。還間接造就了毛澤東、蔡和森、鄧忠夏、李達等早期共產主義者，他們的精神領袖，就是嶽麓書院的學生楊昌濟先生。
引領學術風氣之先，求真務實，培養造就大批棟樑之才；一代一代的繼席者承前啟後，不唯先賢不唯朝廷，實事求是、開拓創新，贏得四海學子歸心。這二點，恐怕就是嶽麓書院被譽為“千年學府”、“天下第一書院”的重要原因吧。
但無論多麼輝煌，也僅僅是嶽麓書院的輝煌。徒然“說他食、數他寶”，既不能充飢，亦不能脫貧致富。
吾輩當思的是，如何從嶽麓書院大儒們辦學理念的創新、學習研討制度的變革這些亮點中學到些什麼？
例如，現行的灌輸式教學、海量的作業、學生思維能力的缺乏、一考定終身的制度，如何加以正確引導，才能有所創新、破局，從而培養出更多思想活躍、正能量滿滿的應世大才，以引領全球潮流？
如果以“千年學府的借鑑”為題，要我們以實際作為交一份答卷，我們會不會得零分呢？
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書院不可勝數，僅南宋期間即興建了二百七十多所。書院，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科舉考試與聖賢文化傳播之間一個折中對沖的平衡點。倘唯科舉是論，則“尋章摘句老鵰蟲”充塞廟堂，卻於世無補；若唯聖賢是尚，則經費難以為繼，總不能天天吸風飲露、與狼共舞吧！再說朝廷也會干涉。書院應運而生，實乃時也勢也。看似偶然，實則有相當的必然性。
這些書院存世的時間，或長或短，影響或大或小。於眾多書院中，嶽麓書院一枝獨秀，歷千年而不衰，位列“四大書院”之首，一代一代培養造就了無數學養深厚、慮深通敏的人物，各皆引領一時風騷，參贊天地之化育。書院門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非但不是夜郎自大，反而是其真實寫照，不愧為中華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他皆莫及。
嶽麓書院於唐末五代肇基，自南宋進入輝煌時期，歷代皆有大儒名流講學不輟，四方學子輻湊力學，社會各界鼎力相助，朝廷屢屢賜額賜書，千年以來始終雄踞海內書院之首，完全將湖南變成了“瀟湘洙泗”，把此地“南蠻”的稱號連根拔除，“誰謂荊蠻？茲為鄒魯！”
嶽麓書院，千載誰堪伯仲間？
現在的我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名滿天下的嶽麓書院，原始創辦人居然是佛門大德！史載，唐末五代戰亂，文教遭受重創，儒門士子棲身研學無所。湖南嶽麓山有智璇等二位僧人，“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時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自此“士人得屋以居，得書以讀”，這就是嶽麓書院的最原始開端。佛門二位大德，非但不以門戶之見排斥儒家，反而全力興辦儒者學習場所，誠可謂釋迦如來慈悲、平等的真實體現。後之儒者，囿於門戶偏見狹執，竟置之不理，這非但無損於二大德之形象，反更映襯出佛門“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來。
講學、藏書、祭祀，被稱為書院的“三大事業”，歷來倍受重視，最能反映出書院的社會功能定位。而學田，則解決了書院的經費問題，是“三大事業”的重大保障與前提，也是書院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
嶽麓書院千年以來，始終為大儒嚮往的講學之地，是學子傾慕的頂級學府，被朝廷器重，為各界擁戴，實乃華夏大地不可多得的人文奇觀。但是，天下書院不勝其多，嶽麓書院何以能飽經世道變遷而歷久彌新？其長盛不衰的基因，到底在哪裡？
且聽在下一一道來。
南宋時大儒張栻主教嶽麓書院期間，對前來就學計程車子們指出：“侯（劉珙）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講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他把書院的教學定性為：含科舉而不限於科舉，習經書而不限於言語文辭，務以“成就人才、傳道濟民”為要。嚴格來說，張栻為嶽麓書院形成富有特色的教育傳統奠定了基礎。以後雖不斷髮展，但始終未離張栻教育思想的影響。這是確立嶽麓書院“江湖地位”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其次，教學方法的革新。不侷限於記問之學，而是增加了士子與師長間的討論、辯難，如此則徹底激發了師生思維的無限活力。僅此一端，即令學子們有了“此處應有盡有，何必東奔西走”的歸宿感，嶽麓書院真正成了士子的精神家園。不唯“孝悌忠信”為上，而是重在培養學人士子們“靜若處子，動若脫兔”的守常達變之能，這才是造就濟世之才的人間正道啊！
公元1167年9月至11月，朱熹、張栻二位大儒於嶽麓書院辯難會講，持續三個月之久，前往受業、遊學者逾千人，盛況空前，“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這可比洪七公、黃藥師等人的“華山論劍”過癮多了！同時也開創了書院學術會講之先河。“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就是活水，這就是汩汩的源泉！書院以此獲得了無比強大的生命力。此番會講，至今仍為士人津津樂道。嶽麓書院這方風水寶地，也因二大師此舉而名揚天下。
書院允許不同學派的學者自由講學，這是與官學最重大的區別，充分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特色。會講，則使不同學派之間有了互相交流探討的機會，極大地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嶽麓書院的輝煌，並不僅僅體現在悠久的歷史和完備的規制上，更體現在其學術成就和培養造就了數不清的曠世之才方面。
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嶽麓書院先後啟蒙、培養出了包括宋代理學派、明代心學派、明清實學派、清代漢學派等各類知識群體精英，皆一時之棟樑、歷史發展演變的重大推手。近代以來，像陶澍、魏源、賀熙齡等經世改革派人才，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劉蓉、曾國荃、劉長佑等湘軍集團和洋務運動首領，譚嗣同、唐才常、沈才藎、熊希齡等維新變法人才，他們均直接受教於嶽麓書院。還間接造就了毛澤東、蔡和森、鄧忠夏、李達等早期共產主義者，他們的精神領袖，就是嶽麓書院的學生楊昌濟先生。
引領學術風氣之先，求真務實，培養造就大批棟樑之才；一代一代的繼席者承前啟後，不唯先賢不唯朝廷，實事求是、開拓創新，贏得四海學子歸心。這二點，恐怕就是嶽麓書院被譽為“千年學府”、“天下第一書院”的重要原因吧。
但無論多麼輝煌，也僅僅是嶽麓書院的輝煌。徒然“說他食、數他寶”，既不能充飢，亦不能脫貧致富。
吾輩當思的是，如何從嶽麓書院大儒們辦學理念的創新、學習研討制度的變革這些亮點中學到些什麼？
例如，現行的灌輸式教學、海量的作業、學生思維能力的缺乏、一考定終身的制度，如何加以正確引導，才能有所創新、破局，從而培養出更多思想活躍、正能量滿滿的應世大才，以引領全球潮流？
如果以“千年學府的借鑑”為題，要我們以實際作為交一份答卷，我們會不會得零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