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國利用和平手段實現其對外政策的一種基本方式，和戰爭、衝突相對應。這是外交的性質，這一點在回答問題前需要明確，只有搞清楚外交到底是什麼才能順著這條邏輯線去分析外交官的行為。現代意義上的外交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北部城市國家，在哪裡也誕生了第一個駐外代表機構。而整個外交體系的建立應該是從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開始的。

現代國家的外交就只有一個根本目的，實現國家的對外政策，而這個政策導向就是所謂的國家利益。不因此外交官和國內的政治人物那是有很大不同的。國內的政治家總是基於其所處的立場原則去進行行政管理或治理，代表的總是某一部分人（統治主體）。但是外交官就完全不一樣了，不論這個國家是什麼性質的國家，也不管是什麼人管理國家，這一切都不重要，一個外交官在外進行外交活動時考慮的就是國家利益，這種國家利益不是哪一群人的利益，而是他所代表國家的總體利益，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管是什麼性質國家的外交官他們口中永遠就只有一句話：最大限度的維護國家利益。

我們之所以要說這個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想說在評論外交官的活動時要從當時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拋開哪些背後的立場啊，道德啊等等因素。也不能用現在的眼光去看歷史人物的當時行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準確認識複雜的外交活動中外交官他們的行為，否則我們不僅不能得出結論，反而被帶入一個誤區，甚至有時候看起來會非常的矛盾。這點在接下來我們認識這三位外交大師時就知道為啥要這麼說了。

這三位都是近代以來世界最著名的現實主義外交大師，前兩位還是屬於同一時間，有同一交集的人。第三位要晚幾十年，但他們所奉行的原則是一樣的。

他最大的貢獻就在於是他不遺餘力、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挽救了拿破崙戰爭後的法國，避免了戰敗的法國被分解的命運，更傳奇的是還讓法國重新成為大國。

拿破崙戰爭後法國嚴重受損，其他列強虎視眈眈的盯著法國這塊大肥肉，眼看著法國就可能被吞沒的時候塔列朗佔了出來。在維也納會議上他利用列強之間存在的矛盾分化他們，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正統原則”—恢復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被推翻的歐洲各個正統王朝和君主制度以及“補償原則”—以相當的領土補償昔日統治者的損失，重新劃分版圖。他的原則十分符合當時俄、奧、普這些君主專制國家的口味，也滿足了他們的一些需要。就這樣在最後議定書中，戰敗的法國並沒有被太多擠壓，反而還在後來重新成為歐洲大國，躋身“四國同盟”。可以說他挽救了拿破崙戰爭後的法國。

所以他是個成功的外交家，法國的“民族英雄”。但是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說就完全不一樣了。他是個叛徒，牆頭草，他多次背叛自己所在的政府。

自從法國大革命後，他擔任過制憲會議主席、督政府、執政府、拿破崙帝國、復辟王朝的外交部長或外交大臣。

甚至在大革命前他還是封建王朝的主教，後來居然參加大革命。所以說要是考慮到這些你又如何去理解這麼一個矛盾的人呢？但是知道了前面我們論述的就能解釋清楚了。

梅特涅是均勢大師，當今的基辛格是他最忠實的粉絲。他的均勢理論和實踐可以說玩的爐火純青，這點就體現在維也納會議上。本來按照當時奧地利的實力不可能主宰這場歐洲重大的政治會議，但是梅特涅的操作實在是太秀了。他充分利用各國矛盾把會議安排在維也納舉行，出於維護奧地利君主政體的根本考慮，他精心設計了這場政治會議。根本考慮就是保住已經處於衰落的奧地利中歐大國地位，抵制普魯士；遏制住法國的擴張；鎮壓民族主義。為此他設計了“均勢模型”建立歐洲協調機制，主導成立了神聖同盟。在此期間他被比做是“歐洲宰相”。他的這些行為看起來違背歷史潮流的，但是他知道當時的奧地利不得不這樣做，梅特涅做了一個外交官該做的事—維護國家利益。歷史證明那時候的他是成功的。

他有兩大歷史貢獻：利用“鐵血政策”實現德國統一；德國統一後基於均勢原則打造了維護德國地位和利益的“大陸聯盟體系”。我們簡單說說後者。

俾斯麥在德國統一後其憑藉高超而又富有技巧的外交手段編織了一個以德國為核心的，涵蓋眾多歐洲國家，複雜並且充滿矛盾但是又很有效果的體系—大陸聯盟體系。

他的外交出發點就在於把法國當作德國的最大敵人，因此要孤立法國，保障德國中歐大國地位和利益。根據這一原則他制訂了按照均勢原則為指導的、聯合奧匈帝國，拉緊俄國，親近英國的政策。短短几年的時間裡俾斯麥親自下廚做了“幾道菜”：1879年締結德奧同盟；1881年締結德奧俄三皇同盟；1882年締結德奧意三國同盟。以及兩次《地中海協定》和《再保險條約》。就這樣俾斯麥幹了一件自己的搞不清楚的事情，因為他的同盟體系問題太多，矛盾太大了。但卻很有效果，德國因此受益二十多年。最後他卻被新上任的德皇威廉二世給拋棄了。

所以我們反觀這幾位外交大師的事蹟可以發現，他們的行為都是有明確的目標：維護當時喝一段時間內的國家利益。為了這個目標他們盡了最大努力。但是要是從其他方面來評價的話這些人甚至是不道德的“小人”或者是保守頑固的人，甚至是冷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