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明發動“玄武門之變”，李世民誅殺了太子李建成和其黨羽齊王李元吉，這一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激變，並非偶然，這其中的一切要追溯到九年以前。

公元前617年，隋王朝太原留守唐國公李淵面對大隋王朝的日落西山，在李世明、劉文鏡等的建議下，決定起兵反隋。因其家眷尚在河東老家，李淵先派長子李建成帶家眷入晉陽。在家眷安全轉移以後，李淵在晉陽起兵。

隨後，李淵便開始了征伐的道路，而李世明和李建成作為李淵的左膀右臂，關係還是很融洽的，無論是政治見解，還是軍事配合，二人都展現了親兄弟之間的默契。但李建成畢竟為長兄，因此在戰場上，李建成是絕對的核心主帥，而李世明卻只能給李建成做幫手。

公元618年，李淵於長安登基稱帝，國號為唐，李建成也立即被策為太子。公元619年，劉文鏡因嫉妒宰相裴寂倍受重用，在家喝醉酒後破口大罵裴寂，拔刀擊柱，大喊要殺掉裴寂，此時被其小妾隔牆聽見，告發至李淵處，李淵面對這位起兵功臣一時沒了處理意見，於是分別徵求各方處理意見，李世明與劉文鏡關係密切，當然求情，但李建成的態度雖然沒有明確記載，從劉文鏡被處決的結果看，李建成應該是建議殺之的。這也許是二人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自唐建國以後，天下仍然沒有統一，各路反王割據勢力尚未平叛，李世明便長年在外征戰，而李建成作為太子，則留守長安協助李淵處理政務，兄弟二人的發展路線有了變化。

公元624年，李淵得到訊息稱太子李建成往慶州都督楊文幹處私運甲冑，有謀反之意，因為唐法規定的軍需物資調配需要皇帝批示，但此時李建成受命監國，行皇帝權力，並不能認定其謀反。於是李淵派使者宇文穎前往楊文幹出查實情況，但楊文幹見來使查他，便真的起兵造反了。這也就坐實了李建成的謀反罪名。

李淵面對反叛，令李世明帶兵平叛，並許諾平定了叛亂，就改封李世明為太子，貶李建成為蜀王。李世民用了四天時間便平定了叛亂，但凱旋之後，李淵並未兌現承諾，而且還流放了李世民的謀臣杜淹。

這件事雖然在《新唐書》與《資治通鑑》裡記載衝突較大，但也是歷史上指責李淵昏聵的一個主要事件，但李淵做法背後的原因也成了未解之謎。主流說法是李世民導演了此事件，其被流放的謀士杜淹一手策劃此事遭到了流放，流放之際，李世明重賞其300兩黃金。如果此推理成立，那麼李世民就是向李建成發動了奪儲挑戰。

“太子建成，資簡馳，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略獵無度”——《新唐書.高祖諸子傳》

到了公元626年，《新唐書》講李世明因征戰之功，在朝中的威望已經威脅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但就安撫河北竇建德殘餘作亂的事件看，李建成也不是一個昏庸的儲君。因此兩人應該一文一武平分秋色，不至於相差太多。所以李淵一直以李建成為國本應該來說還是公正的，畢竟武可定乾坤，文才可治天下。

在李淵年邁之時，可能也意識到了李世明對國本的的威脅，於是同意李建成對李世明的謀士進行削弱解散。而在征伐突厥的問題上，李淵定奪李元吉為帥，這時候李世明身為最會打仗的兒子，兵權被奪，身邊的嫡子武將也被分裂開。就此還不夠，李元吉私下向李建成建議，趁李世民兵權被奪，在出徵突厥送別之日殺之以絕後患，在於戰場上處死秦王府所有將軍。這個計劃被李世民安插在李元吉身邊的眼線告訴了李世民。李世民心裡的火焰也應該爆發了。

隨後“東宮毒酒”案爆發，李建成吃了一個啞巴虧，這就激發了李建成的殺心，甚至沒有聽取一直很信任的謀士魏徵的建議，準備在李世明交出兵權後動手。而李世民在受封李元吉出征的前一天，做好了謀劃，也就是後世所稱的“玄武門之變”。

可以說二人的爭鬥始於“劉文鏡案”的排除異己，激化於“楊文幹事件”的挑明爭鬥，定性於“東宮毒酒案”的非死即活。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李世民的優異成績稱托起的政治野心。

權利鬥爭白熱化的具體表現而已。利弊唐史已經告訴我們了。類似事件古往今來不曾少，現今往後不會少！最多因為社會進步，失敗者不用付出生命的代價罷了。

李世民要想活命就必須這麼做。他手下聚集著那麼多能臣武將，他又有空前的胸懷，舍他取誰呀。古往今來一個九五之尊，能當朝認錯的就李世民一人。真是生不在貞觀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