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下，雍正元年確實舉行了科考，但並沒有發生舞弊案。

與電視劇《雍正王朝》中不同的是，在雍正元年的科考中，正副主考官分別張廷玉和朱軾。張廷璐只是作為同考官，此次科考也沒有發生舞弊案，更沒有被腰斬這樣的事發生。

科舉考試製度作為古代的主要取士途徑，歷來受各朝各代朝廷的重視，由此而引發的諸如賄賂、夾帶、冒名頂替等作弊手法可謂是五花八門。縱觀清朝267年的歷史，科考舞弊案發生過多次，比較大的有三次。

一、順治十四年的江南鄉試科考案

順治十四年的江南鄉試，主考官為方猶，副主考錢開宗。科考完畢發榜之後，大批士子集體到文廟去哭告考試不公，並製造了追逐毆打官員的群體事件。訊息傳到北京，順治皇帝得知後大為震怒，要求重新進行考試。

根據順治帝的指示，在第二年春天，吏部把已經取中的江南舉子統一集中到北京太和門前重新進行考試。結果因為時值春寒，江南士子又衣著單薄，加上旁邊還有兵役的監督，很多考生戰戰兢兢無法正常考試，有的人甚至交了白卷。因此這些人就被懷疑在科考中存在舞弊行為而遭到處罰，有的甚至被髮配流放到寧古塔。

後經查明，事情的真相是因時任副主考錢開宗等官員徇私舞弊所致，順治皇帝下令將副主考錢開宗等一干人等全部處斬，事件最終才得以平息。

二、康熙五十年的江南鄉試科考案

江南歷來為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也是歷朝歷代的取士重地，所以各朝代對於江南科考也是極為重視的。

康熙五十年江南鄉試，主考左子蕃，副主考為趙晉。又是在發榜之後，士子集體認為科考有人舞弊，很多無才之人竟然榜上有名，而飽學之士卻名落孫山。於是很多士子抬著財神像到府學去遊行示威。

此次科考舞弊案最終在康熙皇帝的嚴令追查下水落石出，原來是有人透過賄賂考官，經考官授意，凡是花了錢的就在試卷上寫上“其實有”三字，考官看到字後就會點中舉人。康熙皇帝最終下令將副主考趙晉等五名官員全部斬首示眾。此次科考案甚至牽連了時任的兩江總督噶禮也被康熙帝革職。

三、咸豐八年順天科考案

咸豐八年順天科考發榜之後，有人發現在取中的舉人中竟然有一個叫平齡的戲子，而根據大清律，戲子是不能參加科考。這件事一下引起了軒然大波，一時間朝野議論紛紛，咸豐皇帝下令進行嚴查。

咸豐皇帝在位時，朝政由肅順和端華兄弟把持。此次科考案成了他們藉機打擊政敵的工具。在肅順和端華的操縱下，事情越查越大，矛頭直接指向了文淵閣 大學士柏俊。最終在二人的堅持下，咸豐皇帝含淚處死了大學士柏俊，由此柏俊也成了中國歷史上因科考被殺了最高品秩的官員。

雍正王朝中的科考舞弊案是不存在的，清代歷史上，當朝大員被押往菜市口斬首的實屬少見。

朝的雍正元年張廷璐確實參與了那場考試，但是他卻不是主考官，主考官是張廷玉和朱軾，張廷璐為同考官。但是這場考試卻沒有舞弊案的發生。他最後還做了學政的。張廷玉家只在雍正年死了一個弟弟，叫張廷棟，還是因為西北戰要軍需死在任上的。

至於電視劇為什麼這麼演，一來呢是為了吸引觀眾，大家對這種劇情比較感興趣。二來電視劇只是要給弘時找一個罪名，不然的話滅了他有點說不過去，畢竟是自己的兒子。這個罪名比較具有說服力。

至於清朝的科舉舞弊案是比較多的，畢竟比我們的高考還要激烈的考試啊。肯定小的也有，人們不知道的也有，但是比較重大的有三個。

1.順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場案

2.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場案

3.咸豐八年的戊午科場案，這個厲害了，死了個一品大臣，大學士，軍機大臣柏俊被殺

所謂水滿則溢，正因多年來科場舞弊成風，當咸豐下定決心整治時，就做成了清朝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科考案——戊午科場案。在這場案子中，主考官大學士柏葰被斬首，是清朝立國以來因舞弊案而死的最高官員。

晚清的戊午科場案，發生在咸豐八年（1858年）戊午年的順天鄉試。

在這次考試中，一個旗人的考生，叫做平齡。這位平齡，是個遊手好閒的富家子弟，因為唱得兩口好皮黃，在京中小有名氣。

考試期間，有人看見平齡在外面唱京劇，但考試發榜後，他卻高中第七名舉人。御史孟傳金向朝廷舉報這場考試中的舞弊現象：“中式舉人平齡朱墨不符，物議沸騰，請特行復試。”

咸豐正向找機會震懾一下這種不正風氣，要求對此案特旨查辦：“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認真查辦，不準稍涉迴護，並將折內所指各情，傳集同考官一併訊辦。”

徹查之下，發現戊午順天鄉試中，有人事先買通關節，在考場內調換試卷，讓那些沒有真材實料，甚至壓根沒進考場的考生順利中舉。最開始被發現舞弊的平齡，只是其中冰山一角而已。副考官朱鳳標和程庭桂收受賄賂，而剛剛升任大學士的主考官柏葰，對舞弊事件雖未親自經手，但他的家人靳祥卻在考場中幫人調換試卷，因此柏葰也因失察之罪被牽連。

按照《大清律例》，柏葰失察之罪的判決為斬立決。但根據大清的“八議”原則，柏葰作為當朝大學士，“議貴”可免於死。但是，在權臣肅順的堅持之下，最後還是將柏葰處以極刑，讓朝廷風氣為之一肅。

此次誅殺柏葰，在客觀上起到了改良科舉風氣的效果。《清史稿》記載：“自此司文衡者懍懍畏法，科場清肅，歷三十年，至光緒中始漸弛，弊竇復滋，終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實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風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