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們也是歷經磨難後得出的真知信是德的基礎。無信不立！而今的中國的大部分人以騙為先、以先下手為強的手段為人處事。認為拿到錢，為中心、錢是能力、風光的表現、人的一生都為錢發愁。所以今日的中國誰為信、義，誰是傻逼雯。我們難以面對古人的信！信、德是不是從現實變為一一理想！

商鞅立木建信是戰國時期發生在秦國國都市的一個事件。

當時商鞅變法推出新法令，生怕民眾不信任，放了一根木頭在城牆南門，貼出告示說:如有人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就賞十金，所有民眾都不信。直到將賞金提升至五十金，才有一壯士將木頭搬到了北門，商鞅如約賞給了他五十金。

這個故事也稱商鞅立信。

商鞅此舉取得了民眾的對他、對新皇的信心，同時也讓民眾相信他能言出必隨，成功推行新法，改變當時的刑不上大夫的現狀。

這個故事在當今社會也是有借鑑意義的。

1、就個人而言，誠信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必須品，只有誠實守信，真誠以待，才能走的更遠，行的更端。現在的直播和短影片非常的火爆，能夠催生大量的網紅，這些網紅的一言一行都會被廣大粉絲看見，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都會被網紅所影響，所以，有劣跡、傳播負能量的網紅不過是曇花一現，很快消失。

2、就社會團體組織而言，誠信是社會團體組織繼續存續經營的前提條件，坑蒙拐騙，是走不長久的。而社會團體組織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如果企業等組織不誠信經營，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就像當初的“三鹿”奶粉一樣，它造成的惡劣影響是非常大的，甚至直接威脅我們人的生命健康，容易造成社會的動盪。

3、就國家權利機關而言，倡導國家公信力，是維護國家權威，維護國家運轉，維護社會穩定的必需品，國家有公信力，令行禁止，法律法規發揮作用，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品質發揮作用，人民心安，社會穩定，國家富強。

徙木立信說的是商鞅變法之初，為了讓秦國的民眾相信官府的承諾，向市集民眾宣告，如果有人將指定的一根木頭由南門搬運到北門，即可得十金之賞，結果民眾根本沒人信，最後將搬木賞金加到了百金，一民眾大膽嘗試將木頭搬運至北門後，果然如數領到了百金之賞。

這雖然是個歷史小故事，卻被大史學家司馬遷記載在《商君列傳》裡。後人也用“徙木立信”這個成語來形容守信用的事和人。那麼，這麼小的一件事為什麼值得將許多戰爭一筆帶過的大史學家司馬遷下“重墨”書於《史記》?其實，每個重大歷史背景後面的小故事都必然與當時的歷史重大問題息息相關。徒木立信之所以影響這麼深遠，必定是那個時代的誠信體系出了嚴重的問題，以至致積重難返，讓當時的人們“習以為常”才能讓當時的人們有如此強烈的反映。

當時“徙木立信”的故事表面讓人大加讚賞的背後其實反映著深刻的社會問題，那就是在封建社會下，特權的社會地位遠高於誠信是當時秦國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為統治階級有特權，被統治階級的許多權利必然被剝奪。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是典型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特權。刑治庶人不治卿大夫;賞不賞庶人盡賞卿大夫的制度必然導致絕大多數感到不公，在無力反抗這種不公時，多數人只會在心裡仇視這種不公的存在，自然會對統治者的政令視若無睹，能怠則怠。商鞅變法之初的秦國，之所以擁強悍之民而兵弱，擁山川形勝而淪喪，守富饒土地而貧瘠，跟當時秦國的社會官與民、貴與賤、貧與富之間沒有誠信關係極大。

立信是商鞅變法首先要破解的難題之一，立信的目的就是“賞罰必信”“政令一便是一，二便是二”，絕對不會因人而變通或者開特例。兩千多年前的商鞅“立信理念”主要為三大部分:一是官府公信;二是官民公信;三是商業公信。

官府無信源於古老的戰爭征服吞併法則給征服者自身帶來的不可取代的優越。不深讀歷史的人很難清楚，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並不是像今天這樣的，統治階級、特權貴族出於個人的利益考慮是可以隨意對被統治階級“食言”的，因為當時的被統治是一群被戰爭征服的部族、戰俘、奴隸，他們生活在征服者的封國之內，只是為征服者創造財富的工具，他們連“華人”都不是，所以統治者根本不會考慮這群人的任何感受。

可這些被統治者終究是人，終究有思想。隨著封國統治的不斷靠戰爭來擴充土地，被征服者的群體數量越來越龐大，統治者要管理這些被征服的族群難度也越來越大。當時的秦國社會情況就是如此，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發展壯大就是從不斷征服周邊的部族擴充套件起來的，《史記》載秦穆公時征服西戎大大小小部族就達五十多個，這些小部族經過戰爭被納入秦國的範圍。秦人吞併這些原始部族的領地來擴充套件了自己封國範圍的同時，這些部族的戰俘自然也成為秦人生產勞動的工具，並一直沿續了下來。

商鞅變法始於“徙木立信”的源頭，就在於秦人腦中依然根深蒂固的征服者優越與被征服者的卑賤。立信其實是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拉回到同一公平線上，征服之族與被征服之族之間的法律、道義隔閡慢慢消除最終達到一致。如此一來，就能最大程度提高當時社會的活力、執行力和生產力。

兩千多年來的歷史說明，公信永遠不會過時，商鞅變法“徙木立信”是為了消除秦國族群之間的隔閡，也是為了構建當時穩定的社會環境提升國力和軍力。如何從法律與道德上建立完善的社會最底線的公信環境正是那時當務之急，隨著時間的推移，從考古發現的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律》的資料來看，當時的秦國有關公信的相關法律法規已經達到相當完善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