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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李如鐵

    我們先看故事的來龍去脈。

    大明嘉靖年間,戰事不斷,災荒連年。嚴黨官員上下貪墨,宮中開支過度,國庫虧空。面對問題,嚴黨提出的增加絲綢生產,擴大進出口貿易以填補國庫虧空,改稻為桑國策橫空出世了。意見是好的,嘉靖帝也同意這個做法。但其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進一步兼併百姓田地。從這裡來看嚴黨出發點並沒有利國利民,只為自己人謀利益。這時想靠這件事升官發財的兩個人,浙江布政使鄭泌昌和浙江按察使何茂才就及時出現了,並且站在了第一線。

    鄭泌昌、何茂才兩個人死的冤不冤,看看他們做了哪些壞事

    其一、逢迎甘願做嚴世蕃走狗,想借改稻為桑之機兼併土地,自己撈好處。

    其二、不顧百姓缺糧,斷水、踏苗毀田,逼迫百姓改稻為桑。沒有糧食百姓吃什麼?

    其三、毀苗沒得逞,又趁端午汛期掘開新安江九縣堤壩的閘門,毀堤淹田,以賤價兼併災民的田地。

    其四、不擇手段,製造冤家錯案,藉機剷除海瑞和反對的百姓。

    從政策來看,沒有好壞。改稻為桑,桑比稻收入高,原本是好事,結果好處都到嚴黨官員手裡,百姓卻遭殃。看到這裡,鄭何二人冤枉嗎,我看一點都不冤。

    如果能夠讓利百姓,誰願意反對?

  • 2 # 青衫素人

    說實話,鄭泌昌跟何茂才死的一點也不冤枉。對上,鄭泌昌何茂才兩個人為了一己私慾跟頭上的烏紗帽,連蒙帶騙,甚至利用胡宗憲同鄉,誘逼浙直總督胡宗憲,試圖把胡宗憲拖下水。對下,齊大壯這種老百姓在他二人眼裡也不過是個棋子,百姓的性命在他們眼裡就是一茬又一茬韭菜,如有需要便會立即割去。而像杭州知府馬寧遠、淳安知縣常伯熙、建德知縣張之良這些同僚在他們的眼裡,也不過是個墊腳石。這樣的人不被殺,簡直天理難容。

    胡宗憲作為浙直總督、又身兼浙江巡撫,改稻為桑這個國策如何實行,按道理來說無論如何都輪不到一個布政使和按察使牽頭。所以胡宗憲這個時候無疑是站在風口浪尖上的,這一點胡宗憲心知肚明自己的處境。改稻為桑確實是國策不假,但改稻為桑一旦實行,所造成的的後果,浙直總督胡宗憲卻比他倆看的要透徹的多。

    胡宗憲認為,百姓沒了糧食,勢必會造成民變,自古有之,這是一個動搖國本的事情。可胡宗憲作為嚴黨,嚴嵩對他有著知遇之恩,現在嚴嵩父子想借著這個改稻為桑的國策趁機兼併土地,他自然無法反駁,更何況改稻為桑賺出來的銀子表面上是為了彌補國庫虧空,實際上是給嘉靖皇帝代表的皇室賺錢,所以胡宗憲無論多麼公忠體國,這件事他都無法直面反對,胡宗憲只能以退為進,早早的就退出了這個泥潭。

    正因為胡宗憲的退出,鄭泌昌跟何茂才這才走到了臺前,升官本來就是喜事,兩個人也可以藉著這個國策發一筆國難財。但現在改稻為桑這一基本國策遭到了老百姓的強烈反對,小閣老嚴世藩又頻頻敦促鄭泌昌、何茂才實行改稻為桑,兩個人被夾在中間,為了活命,也為了升官發財,狗急跳牆、鋌而走險去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情實在是意料之中。所以鄭泌昌跟何茂才才能幹出來毀堤淹田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兒。直到最後,事情鬧得越來越大,遠遠超出了兩個人的預期。

    其實縱觀整部劇,鄭泌昌跟何茂才兩個人犯的錯,恰恰代表了整個劇中明代官場從上到下的內在狀態。毀堤淹田是小閣老嚴世藩的主意,從何茂才的話中,可以看出沈一石的家產是填補了官府衙門的財政虧空,至少沒有擼進了自己的腰包。總是說貪墨沈一石家產,其實細細想想,兩個人還真就沒貪多少,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了逢迎上峰的意思。毀堤淹田是嚴世藩和楊金水的傑作,更何況從後來嘉靖皇帝的態度來看,皇帝似乎也不覺得毀堤淹田、賤賣國土是什麼滔天罪行,比起這些,嘉靖皇帝似乎更看重的卻是這些事只要不是打著宮裡的名義去做就行。

    浙江官場的官員比不了浙直總督胡宗憲,他們只能硬著頭皮去堅定不移的執行上頭的意思,他們沒有退路,也沒有胡宗憲那麼足的底氣去把上峰的意思頂下來,畢竟胡宗憲手裡有兵權,手下有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現在又是恰逢東南倭寇猖獗的時候,只有胡宗憲坐鎮,東南戰局才能穩定。所以朝廷需要胡宗憲,嘉靖皇帝打心眼裡也是覺得胡宗憲配得上公忠體國四個字的。鄭泌昌跟何茂才代表的浙江官員跟胡宗憲比差的太遠了,就算現在把胡宗憲拖下水,他們也難逃一死。

    當朝廷決定改稻為桑這一政策在浙江推行時,就已經註定了以鄭何二人為代表的浙江官員的命運,改稻為桑確實不符合國情,就算推行不下去也罪不至死,二人之所以落下如此下場,歸根結底還是源於二人做事實在心狠手辣。胡宗憲就曾對杭州知府馬寧遠這樣評價毀堤淹田和浙江官僚:“毀堤淹田,上誤國家,下害百姓......他們拿你的命換銀子,拿浙江那麼多老百姓的身家換錢,你還得死心塌地的保著他們,還說是為了朝廷,為了國策,他們利用的不只是你,脅迫的也不只是我胡宗憲……你現在就到後面去,你聽一聽你所保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心肝肺。”這些話深刻的揭示了鄭何二人所有的原罪,堪稱透徹。

    上頭一直咄咄逼人,國策又遭到了老百姓和下級官員的強烈反對,毀堤淹田又讓幾十萬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鄭泌昌何茂才確實難。胡宗憲和高翰文也是嚴黨的人,但問題是為什麼胡宗憲和高翰文就做不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就算是把王用汲、海瑞放在巡撫、布政使、按察使這個位置上,他們恐怕也不會做出這種事吧?同樣都是飽讀四書五經之人,而且論功名,鄭泌昌的功名比海瑞還要高,正是這種人卻把老百姓當成案板上的牛羊肉,想怎麼宰割就怎麼宰割,這種人不被殺,簡直天理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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