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防疫條件審查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自 2010 年頒佈實施以來，在規範動物防疫條件審查，有效預防控制動物疫病，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辦法》第五條、第十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對動物飼養場（養殖小區）、屠宰加工場所、動物隔離場所以及無害化處理場所（以下稱“四類場所”）與居民生活區、生活飲用水源地、公路和鐵路等交通幹線、國家自然保護區、動物與動物集貿市場、動物診療等場所之間，以及“四類場所”相互之間的“防護距離”作出明確規定。但從各地執法實踐來看，上述場所之間距離的認定和把握存在困難。為此，筆者在蒐集資料、開展調研的基礎上，提出《辦法》在實施執行過程中的一些問題，重點圍繞動物防疫“防護距離”展開討論，提出了相應建議。
1 《辦法》中“防護距離”有關問題辨析
1.1 “防護距離”的可操作性不足
《辦法》屬於政府部門規章，具有一定的法律強制性。有關“防護距離”的規定屬於必須執行的剛性要求。但在落實行政許可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管理部門與群眾理解不一致、執行較難的問題。由此引發的糾紛、信訪甚至訴訟案件為數不少，處理起來較為棘手。因此，釐清“防護距離”與動物防疫條件的關係非常重要。
筆者認為，“防護距離”不應當屬於動物防疫條件的一票否決項。動物防疫條件是一項綜合性指標，它應當結合當地動物疫病流行情況、有關場所選址佈局、防疫設施裝置執行情況，以及重大動物疫病免疫措施落實情況綜合判斷。“防護距離”非常重要，較大的“防護距離”對切斷動物疫病傳播途徑、減少疫病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但疫病傳播不僅僅取決於“防護距離”，還與其他動物疫病防護措施協同助力。“防護距離”可以考慮尋求替代措施，如進行風險評估，在低風險情況下，可以用其他措施替代之，以便基層更好執行。
此外，中國國土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部分地區城市化程度較高、人員居住密集，“四類場所”與城鎮居民區以及公路、鐵路等主要交通幹線距離 500 米的條件難以落實，無法達到規定“防護距離”的要求，全國規定統一標準操作性差。以雲南省為例，動物飼養場、養殖小區選址條件要求與雲南地少坡陡、人員居住分散、規模化養殖場數量少、基礎設施建設落後的問題產生衝突。特別是山多、地少的南方地區，養殖用地日趨緊張，嚴格執行“防護距離”會導致畜禽無地可養。對《辦法》實施以前建成使用的養殖場、養殖小區也會帶來無法獲得《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的問題。再如新疆奎屯市，該市從事畜禽養殖的單位和個人約 130 戶，其中符合動物防疫條件、可以辦理《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的養殖場（戶）所佔比例不足 10%，另外 90% 養殖場（戶）的飼養場分散在城市的周邊，基本上不具備《辦法》規定的動物防疫條件。
1.2 “防護距離”有待細化和完善
設定“防護距離”的初衷是有效預防控制動物疫病，維護公共衛生安全，這個積極意義應當充分肯定。但《辦法》部分條款較為原則，值得探討。以生活飲用水源地的“防護距離”為例：水源可分為飲用水地表水源和飲用水地下水源，從水源保護的角度看，其保護範圍又為分一級保護區、二級保護區和准保護區，不同保護區又根據各自情況分為水域保護範圍和陸域保護範圍，同時還要綜合考慮地理位置、水文、氣象、地質特徵、汙染特徵、潮汐等多因素確定保護的邊界。那麼《辦法》中距離飲用水源地的“防護距離”從一級保護區、二級保護區還是准保護區起算，起算點是水域保護範圍還是陸域保護範圍，再如自然保護區問題，防護距離要考慮各級自然保護區的“三區”（核心區、緩衝區、實驗區）因素，也要考慮對自然保護區生態影響、動植物多樣性保護等問題，諸如此類問題都未明確。
《動物防疫條件審查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自 2010 年頒佈實施以來，在規範動物防疫條件審查，有效預防控制動物疫病，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辦法》第五條、第十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對動物飼養場（養殖小區）、屠宰加工場所、動物隔離場所以及無害化處理場所（以下稱“四類場所”）與居民生活區、生活飲用水源地、公路和鐵路等交通幹線、國家自然保護區、動物與動物集貿市場、動物診療等場所之間，以及“四類場所”相互之間的“防護距離”作出明確規定。但從各地執法實踐來看，上述場所之間距離的認定和把握存在困難。為此，筆者在蒐集資料、開展調研的基礎上，提出《辦法》在實施執行過程中的一些問題，重點圍繞動物防疫“防護距離”展開討論，提出了相應建議。
1 《辦法》中“防護距離”有關問題辨析
1.1 “防護距離”的可操作性不足
《辦法》屬於政府部門規章，具有一定的法律強制性。有關“防護距離”的規定屬於必須執行的剛性要求。但在落實行政許可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管理部門與群眾理解不一致、執行較難的問題。由此引發的糾紛、信訪甚至訴訟案件為數不少，處理起來較為棘手。因此，釐清“防護距離”與動物防疫條件的關係非常重要。
筆者認為，“防護距離”不應當屬於動物防疫條件的一票否決項。動物防疫條件是一項綜合性指標，它應當結合當地動物疫病流行情況、有關場所選址佈局、防疫設施裝置執行情況，以及重大動物疫病免疫措施落實情況綜合判斷。“防護距離”非常重要，較大的“防護距離”對切斷動物疫病傳播途徑、減少疫病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但疫病傳播不僅僅取決於“防護距離”，還與其他動物疫病防護措施協同助力。“防護距離”可以考慮尋求替代措施，如進行風險評估，在低風險情況下，可以用其他措施替代之，以便基層更好執行。
此外，中國國土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部分地區城市化程度較高、人員居住密集，“四類場所”與城鎮居民區以及公路、鐵路等主要交通幹線距離 500 米的條件難以落實，無法達到規定“防護距離”的要求，全國規定統一標準操作性差。以雲南省為例，動物飼養場、養殖小區選址條件要求與雲南地少坡陡、人員居住分散、規模化養殖場數量少、基礎設施建設落後的問題產生衝突。特別是山多、地少的南方地區，養殖用地日趨緊張，嚴格執行“防護距離”會導致畜禽無地可養。對《辦法》實施以前建成使用的養殖場、養殖小區也會帶來無法獲得《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的問題。再如新疆奎屯市，該市從事畜禽養殖的單位和個人約 130 戶，其中符合動物防疫條件、可以辦理《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的養殖場（戶）所佔比例不足 10%，另外 90% 養殖場（戶）的飼養場分散在城市的周邊，基本上不具備《辦法》規定的動物防疫條件。
1.2 “防護距離”有待細化和完善
設定“防護距離”的初衷是有效預防控制動物疫病，維護公共衛生安全，這個積極意義應當充分肯定。但《辦法》部分條款較為原則，值得探討。以生活飲用水源地的“防護距離”為例：水源可分為飲用水地表水源和飲用水地下水源，從水源保護的角度看，其保護範圍又為分一級保護區、二級保護區和准保護區，不同保護區又根據各自情況分為水域保護範圍和陸域保護範圍，同時還要綜合考慮地理位置、水文、氣象、地質特徵、汙染特徵、潮汐等多因素確定保護的邊界。那麼《辦法》中距離飲用水源地的“防護距離”從一級保護區、二級保護區還是准保護區起算，起算點是水域保護範圍還是陸域保護範圍，再如自然保護區問題，防護距離要考慮各級自然保護區的“三區”（核心區、緩衝區、實驗區）因素，也要考慮對自然保護區生態影響、動植物多樣性保護等問題，諸如此類問題都未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