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之所以被稱作雜儒，與他新儒家主義有很大關係，核心思想主張的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得以廣為流傳，是封建社會特殊的社會體制造成的。“天人”之說前秦就有，但是隻有他披著儒學的外衣，集百家之學，對包括陰陽五行、道、墨、法、名、雜等家在內的諸家學說，加以糅合、改造，形成了為封建君主制社會服務的思想體系。

“天道即為君權”維護了皇帝集權統治的需求，從而得到了皇權的扶持，而 “三綱五常”也在幾千年間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和價值觀的標準而存在著。

中國傳統哲學本就不是人與自然對立的體系，從來就是“天人合德”的本體論，董仲舒的哲學思想把天地的生之德與人性統一起來，形成了內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誠明能合的人生修養、知行合體的社會實踐哲學。所以，董仲舒的“儒”並非百花齊放時期的儒家思想，不過這並不能否認他為中華民族哲學體系做出的重大貢獻。

如果說董仲舒是巫儒雜種，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了純種巫儒！

因為包括孔二在內的所有孔儒元素，全是董神抬舉起來的，沒有董仲舒，孔氏巫儒就是不入流的的下仨爛，根本就登不了大雅之堂！

秦漢之交，巫儒聖人是叔孫通，孔二隻不過是坊間傳說中的毛神。是董仲舒在偶然情況下，用魔術和幻術欺騙了劉徹等高官，孔二和孔儒才得升廟堂，成了巫儒正宗！

董神之所以抬舉孔儒，是因為他與孔二是老鄉，二者相距不過幾百里，顯然，他從小到大，都受了孔儒的薰陶。

董仲舒是西漢時的鴻儒，唯心主義哲學家，政治家，他留名後世的並不是他的儒學，而是促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的成果，從而使百家爭鳴的學術現象受到扼制。

從董仲舒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出，有意識的效仿孔子，廣開學壇，招收弟子，從而聲名鵲起，引起漢武帝的注意。他的儒學研究其目的是為仕，並非單純的研究學術。史載董仲舒授課時掛一帷幕，自己座在裡面講課而不露面，以至他的好多學生都未曾目睹他的真容，他的這種形為其實也是一種自我陶醉和炒作。

他提出的天人感應，大一統理論，正好為封建王朝治理天下提供理論基礎，他受到漢武帝的重視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這兩句話的意思帶有一種封建迷信的思想，皇帝都是天上派下來治國的，萬民都得謹仰膜拜，四海統一，以便君王好治理國家，而他的這一學說源於《公羊春秋》，他的《舉賢良對策》就是把儒學和其它學說貫穿起來，認為以儒學治理天下是最佳理論基礎，把神權，君權，夫權，父權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帝制神學體系，從而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這一治國理論對後世造成深遠影響。

天人感應，三綱五常也是儒學的重要思想，對當時的封建酷制是一種諫言，認為以德治國是根源，他這一觀點也是對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思想的一種延續，這裡＂綱＂本是表率的意思，而後來演變成了＂權＂的意思，變成了臣必須服從君，子必須服從父，妻必須服從夫。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人間不走正道，必遭天遣，後來差點讓他喪命，原因是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長陵高園殿、遼東高廟發生了大火，他認為這是解釋天人感應的最佳機會，認為是當下治國有悖天理，在家寫奏章準備上奏漢武帝，但被一個叫主父偃的人愉走給了漢武帝，這下惹惱漢武帝，要殺他，後惜才，免去死罪，罷官回家。董仲舒不是傻子，他很可能是透過這一失火現象，來向漢武帝講述天人感應的意思，絕非指責漢武帝，但是被第三人傳話，性質就變了。

總之董仲舒的儒學對後世治國起到了一定的影，但是帝王的殺戮並非一個學說可制止的。

儒在春秋時期是一種主持禮儀的職業。後被孔子改造成一種學術思想，叫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像一條河流，分若干段：第一階段，春秋時期叫孔儒，屬於起步階段，提出了仁愛思想;第二階段叫孟儒，戰國時代的孟子的孟儒發展了孔儒，提出了正義思想，所以叫孔孟之道，堅持忠君，仁愛，正義，主張王道，注意道德建設，提倡人性向上。

第三階段叫荀儒，到戰國晚期荀子時代，荀儒就是已經沒有孔孟境界高了，已經承認人性有善有惡，必須德法並治。

第四階段叫董儒，到西漢董仲舒時期，就比較複雜了，董仲舒把道家莊子的"天人合一"思想，陰陽家的五行觀點，法家的觀點和儒家的思想混為一鍋湯的大雜燴了，提出了"君權神授，三綱五常，天人合一"等等思想。這種改造之後的儒家思想，已經不是孔孟之道，而是外儒內法，雙重標準，雙軌執行，後來的"刑不上代天，禮不下庶民"就是這樣來的，這一套體系對皇帝獨裁統治十分有利，就被漢武帝採納了，立為封建專制主義的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孔子也被捧上了神壇，成為了聖人。

第五階段叫朱儒。時光到了宋朝時代，朱熹，二程又往鍋里加東西，取名理學，其實這一階段的儒家只能稱朱儒，朱熹重新註解了《四書五經》，加上了"格物致知"，"存天禮，去人慾"等理論，推匯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忘，子不得不忘"，“女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論理，可惜宋朝時期，並沒有被皇帝採納，到了元朝也未被採納。明朝皇帝朱元璋，認為他們朱家出了一個思想家朱熹，就把朱熹的理學被立為國教，把朱熹注意的《四書五經》列為科舉考試的大綱，這個時候的儒家思想，因為已經被汙染成一鍋毒粥了，清朝政府延續了明制，所以明清時代皇帝們把朱熹編注的《四書五經》用於科舉考試，學生們喝了朱熹的雞湯，毒粥，只會下跪磕頭了，寫八股文了，人性就是這樣變成奴性了。

雖然，王陽陽建立了心學，對朱程理學進行了一些糾正，但是因為心學是在民間流傳，沒有能力糾正朝庭的錯誤，一路下去，儒家這條河已經不能喝了，這鍋粥也不能再吃了，最後決定把鍋砸了，去西方國家借鍋，另起爐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