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歷代王朝初期，死亡很多，以漢統一來說。5000萬直接到1700萬。這是一般的。有的直接打到幾百萬人。更慘烈。這在世界上只有羅馬和我們漢。當然中國突破不了一億也是地盤不夠。穀物種植不夠吃。不打不能養活人。宋以後中國有了稻。打的就少了。明傳入土豆紅薯玉米。中國首次過億人口。王朝初期死亡太多。地都空了。都是荒地。國家隨便發地。地太多。人太少。後來土地還行，在後來人口多地少。沒有工作吃不飽。造反就多了。英國的工業革命。人多力量大。可以去工廠。古代沒有那麼多工廠。宋的對外貿易特別高，也就不到20%的工業。其他朝代就不能指望了。土地兼併嚴重。想看歷代經濟變革得事。吳曉波先生在裡面有這個問題的研究。

說到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就得了解漢宣帝這個人。漢宣帝劉詢的母親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物，所以導致漢宣帝劉詢從小都過的不如其他的皇子，甚至到了裝瘋賣傻的地步還是靠著宦官才當上皇帝的所以他從小就飽嘗人情冷暖，登上地位後又取了平女許氏為後。導致大將軍霍光為首的勢力與皇帝產生不和，甚至還毒死了皇后，因為當時霍光大將軍勢力極大，所以漢宣帝忍辱負重十年才一舉消滅掉霍家，由此也埋下了宦官亂政的基礎，這裡不詳細敘述說明。

結合題主問題，當時的漢宣帝是一個有為之君，所以能夠把西漢治理的井井有條，但是由於結構的混亂，二後世又缺乏有能力的君主所以導致了山中無老虎，也沒有強大猴子稱大王。所有的人都出來奔奔跳跳自然而然的導致了天下怨聲載道，而王蟒只是其中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者說是當時最成功勢力最大的一個集團代表。

因為西漢的昭宣中興並不是多麼了不起的“中興”，昭宣時代社會也潛藏了很多不滿，這些不滿隨著漢宣帝去世後的政治日壞，日益發酵，最終在漢平帝死後，天下厭棄了漢室，外戚王莽得到了漢室的禪讓，成為皇帝，大家寄希望於一次堯舜式的禪讓可以解決現實的政治問題，那當然是辦不到的。

漢武帝對社會的破壞和傷害是巨大的，“天下戶口減半”是很觸目驚心的事情，所以漢昭帝、漢宣帝時期主要的成就就是休養生息，恢復民力而已。但從漢武帝以來的極權政治，昭宣二帝也好，霍光也好，並沒有丟掉，而且時露崢嶸，比如鹽鐵會議上民間人士要求改善民生的建議有相當一部分沒被採納，這就導致民間的不滿並未完全消除，所以從漢昭帝時開始，不斷的有儒生、方士呼籲漢朝禪讓，退位讓賢。

經過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的亂政，大家對漢朝就更加不滿，要求漢朝退位的心就更加熱烈，於是大家選出了儒生模範王莽來取代漢朝。但漢朝的積弊不是換一個人就能夠解決的，而且王莽的政策為了完全符合儒家經典，也不切實際，自然只能慘淡收場。

先說第一個問題，西漢在經歷昭宣中興後迅速走向了衰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宣帝自身在政治上的一些弊病；另一個是繼任者元帝沒有承襲宣帝“霸王道雜之”（法家儒家並用）的治國思想。先說宣帝自身在政治上留給後世的一些弊病，主要是重用外戚和宦官。宣帝為了打擊霍氏集團等人的權力，任用外戚許氏、史氏的子弟代替。許氏（許皇后的外家）一家三人封侯。史氏（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外家）四人封侯。還有王氏（宣帝母王夫人的外家）二人封侯，他們的子弟甚至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同時宣帝任用宦官掌握宮中大權。重用外戚和宦官必然造成邪惡勢力上升，正直人材受到排擠迫害，元帝時帝師蕭望之被石顯逼死就是典型代表，包括王莽篡權很大程度上也是藉助了太后王政君的勢力，這成為西漢末期政治混亂局面的根源。

宣帝治國理政成功的重要思想是“霸王道雜之”，這是自漢武帝以來統治集團尚法尊儒政策的一種總結。霸是指法家的辦法，用暴力和權術進行統治，王是指儒家的辦法，從思想上進行統治。正如宣帝所言“亂我家者，太子也”，元帝劉奭繼位後並不按這套“漢家制度”行事，只用儒術治國，西漢皇朝也就從此走向了下坡路。

王莽改制，中心是“託古”，一味地復古，違背經濟規律，脫離社會實際，根本不能解決西漢遺留的社會問題。舉個例子。錢幣改革，居攝二年五月，王莽下令除五銖錢繼續流通外，又另外增加三種錢：一是值五千錢的錯刀;二是值五百錢的契刀;三是值五十的大錢。刀幣乃是戰國時流行於部分地區的貨幣，秦統一中國後，以統一的幣制代之，這是符合經濟發展和貨幣發展規律的。因貨幣的自然發展都是由複雜趨向簡單，由繁多趨向統一，由實物而變為金屬，最後由低階金屬而變為貴金屬。本來自秦以後貨幣由半兩錢到五銖錢正是循著規律發展的，現在王莽卻反其道而行之，人為地使貨幣複雜化。加上王莽所造的新幣質量低劣，遠不足貨幣所定之值，因此百姓拒絕使用，王莽就用嚴酷的刑法強制推行，造成“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機構改革同樣混亂，王莽建立新朝後，根據《周禮》的記載，對官府機構作了調整，把職官名稱均改成經典上有記載的名字。為了全盤恢復周代典章制度，他又以《周禮》為依據，重新調整劃定地方行政區域，更改郡縣及長官的名稱。他以為這樣一來，周政就可以重現。與他的主觀願望相反，這又把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搞得一塌糊塗。朝廷組織機構的變化和郡縣的一再分割，使官員數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為降低。頻繁更改的地名也在實際生活中造成了混亂。人們根本無法記住朝令夕改的地名。就連政府公告也不得不在新地名上加註原來的地名。這樣的行政制度的改變，除了煩政擾民之外，沒有產生什麼積極作用。其他改革大都如此，不但沒有解決西漢遺留的社會問題，反而越改越亂，造成了社會的進一步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