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管仲死後，接班團隊大致延續他生前政策不變，舞照跳，馬照跑。《史記》管晏列傳第二：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疆與諸侯。

齊國的衰敗是它沒能跟上時局變化，錯失重要戰略機遇期。齊國當時GDP第一，可支配財政收入第一。其它諸侯國都是依靠農業生產，不幹就沒有錢花，只有揮汗如雨才能維持得了生活這樣子。齊國依靠工商業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生活過得非常精緻，整天翹著蘭花指嘬著咖啡，談笑間隨時可以向中西部諸侯國的苦逼投去優雅的蔑視。

齊國本可以利用經濟優勢大力發展軍事，從而形成對其它諸侯國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趁機開疆拓土。《管子》治國篇裡也說：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但實際操作中齊國對掠奪土地視乎不太積極，有好幾次奪了土地又主動還了回去。管仲視乎更重視對敵國的經濟制裁與政治干涉。孔子因此誇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

問題是人心越來越冰冷，仁已經不管雕用，只能靠武力值說話了。各諸侯國厲行改革，不斷更新戰術，大力發展新式武器裝備。前所未有大變局之時，齊國依然因循守舊，衰落已經不可避免，縱使管仲復生，又能如何?

管仲被齊桓公授以國政之初，對於齊國的人才培養與選拔是極為重視的。

在執政之初，管仲就在齊國建立起了“三選”制度：首先是鄉選，由三國五鄙的官長髮掘本轄區人才，擇優推薦給朝廷；接下來是官選，各鄉、屬所推薦來的人才，分配到各官署實習，實習期滿後，由其主管官長擇優推薦給國君；最後是君選，即由國君親自來面試官選出來的佼佼者，中意者可以任命為上卿的副手。

這種逐級推薦，試用，面試的流程，其實與現代社會里各種組織的人才提拔遴選機制都非常接近。在講究“親親尚恩”的周王國來說，這種人才選拔制度比起世襲的“宗法制”要先進得多：打破了任人唯親的人才選拔格局，在齊國有效地促進了異姓、異族人才的湧出。對於齊國的長期發展，這無疑是個大大的利好。

按照管仲構想，“三選”每年都進行一次，幾十年下來，齊國應該會積累下不少人才。即便是在他死後，也不用擔心接班人的問題了。

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重在床，齊桓公前往探視。然後，齊桓公問了一句：“仲父的病已經很重了，萬一您有什麼不測，我能將國政託付給誰？”

管仲沉思了半天，沒有回答。

齊桓公便追問了一句：“鮑叔牙怎樣？”

管仲長嘆了一口氣，答道：“鮑叔牙是位君子，即使是把千乘之國送給他，如果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則，他也不會接受。但是，他不可以託付國政。他為人好善，但對於惡憎惡得太過分了，見人一惡則終身不忘。”

齊桓公有些困惑了，便問：“那麼誰可以呢？”

“隰朋可以啊。隰朋為人，目光遠大而不恥下問。治國要有所不管的政務，治家要有所不問的家務，這隻有隰朋能做到！”

接著，不等齊桓公詢問，管仲又把齊國其他幾位主要大臣給點評了一遍：“鮑叔牙為人剛直，但不能為國事而委屈剛直的性格；賓胥無為人好善，但不能為政事剛正不阿；甯戚為人能幹，但不能做到適可而止；曹孫宿為人難說善道，但不能做到適時沉默。……能讓國家長治久安的，還是要靠隰朋啊！”

說到這，管仲又長嘆一口氣：“上天生出隰朋，是做我管仲的喉舌；現在我身體將死，舌頭還能倖存多久？”

管仲死後十個月，隰朋就去世了……。

這其中最重要的根因，就在於管仲所推行的改革本身。

為了便於國家管理，管仲把齊華人按照職業分成士、農、工、商四類，然後“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人集中居住在清靜之地；農民集中居住在田野；工匠集中居住在官府；商人集中居住在集市。士、農、工、商四類人分類聚居，彼此互不往來，思想安定，不會見異思遷。四類人的後代，從小耳濡目染都是本職業之內的事務，所以不用教子孫後代就能學到本領，父母的教誨不用督促就能實行。

設想得很好，但長此以往，士人之子恆為士人、農民之子恆為農民、工匠之子恆為工匠、商人之子恆為商人——這意味著社會階層已經基本被固化了。

對於工、農、商三種行業的人，他們世世代代基本都只能工、農、商三種行業，轉行的代價極高。幾十年如一日，這三種行業之人向上發展的通道被人為阻塞，也就失去了向上發展的慾望和動力。因此，在這三種行業中能發掘出治國才人的機率微乎其微。

對於士人階層，他們地位最高，受教育程度也最好。但是，士人階層生活圈子內的人都是士人，缺乏對國家正常運作時刻不可或缺的工、農、商三大行業的感性認識，又如何談得上治理國家？

所以，齊華人才的成長環境越來越狹窄，人才儲備池子裡的水也就越來越乾涸。

以致於到了後來，管仲臨死前，連自己的接班人都找不到——這種局面，其實就是管仲本人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