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字意義價值

《白鹿原》的文字意義價值，在於再現社會、家族的爭鬥生態史中成功塑造了不朽的人物形象，而這些人物形象均承載著深刻民族文化、歷史意蘊；在於文化關懷，在對民族命運的悲吟中對民族文化深深憂慮。

2、社會現實價值

作品透過世紀史詩般的文字將小平南巡講話前後的主旋律“思想解放”完美的溶解在小說的具體章節中，以“反叛”意識為核心的思想突破，解構了社會轉型期的成功者的版型。這對於“南巡講話”全國“節奏快一點，步子大一點”的經濟高歌猛進的社會共識，無疑體現著一種精準的文學版解讀。

這其中涵蓋著：性觀念的突破——和吃飯生存一般重要；道德桎梏的突破——直指生存、原欲；封建遺存的摒棄；奉獻與索取的解讀——變革社會犧牲個人的歷史程序；投機者的火中取栗；正統文化的沒落——堅守者的寂寞與淒涼；正統文化於社會變革蒼白無力感等等，從中揭示了思想變通、觀念更新的必要——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時代宏達主題。

作品合時而作，是緊扣時代主旋律的全民啟蒙經典之作，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促進意義。

同時，陳忠實亦對這種現實版的成功之旅寓意了文化、政治意義上的擔憂（作家的社會前瞻意識）——這種有些野蠻原始積累意味的奮鬥所造成的對於社會良序的極端破壞的慘烈（近年來屢屢發生的挑戰社會道德底線的事件）如何緩解，消除，即如何“兩手硬”，在物質文明取得矚目成就的同時，提升社會精神文明的水準，從而達到全社會的穩定和諧。

《白鹿原》成功的刻畫了賦予文化意義人物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強力的反叛行動，將作品中社會大變革時代的不同社會層面的文化心態交織於白鹿原的人物激變中，著力地凸顯了文化激盪的慘烈、驚心，是民族心理文化的深刻剖析，具有舉足輕重的意識啟蒙意義，尤其對於南巡講話後的中國社會思想解放，有著難以估量的促進、導引作用，所以冠以“民族史詩”，當之無愧。

《白鹿原》其實蘊涵著深刻的儒家思想。先來說說白鹿原的故事背景，《白鹿原》的描寫的是清末到新中國成立前夕這一段時期的關中平原，，在時代變遷中白、鹿兩家人的生存狀態和心理模式的變化。

關中平原的地理環境是一片典型的農耕土壤，中國是典型的農業大國，從這個角度來講，關中平原可以說是中國的縮影，無疑，農耕文明基礎上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對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家族門規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鄉約族規在傳統中國社會結構裡起著相當於當代法律條文的作用。在《白鹿原》中也是如此，對於處於動盪年代且法律條文極不明確的時代，它就相當於一個小集體內的規章制度。

“教民以禮儀，以正世風。”由族長白嘉軒帶領全村人學習並負責監督實施，每晚男人都來跟著徐先生誦讀，回家再背給妻兒。有違反相關條文規定三次者，根據情節輕重處罰。自此，白鹿村人一個個都變得和顏可掬文質彬彬，連說話的聲音都柔和纖細了。

君臣關係

另外，白家和鹿三僱傭關係可以看做是古代君臣關係在現世農耕活動中的轉化。“君待臣以禮”，白家始終以信、禮待鹿三，白嘉軒父親白秉德在時與鹿三同吃同睡，料理了鹿三的婚事，白嘉軒更把鹿三當一家人看，讓惹人心疼的女兒白靈認鹿三為幹大，過年也不忘讓兒子們給鹿三拜年。

白鹿原鬧饑荒莊稼顆粒不收，沒有活幹且不願在白家白吃白喝的鹿三向白嘉軒提出回家去的想法，白嘉軒說自己吃的就有“三哥”吃的，堅決不讓鹿三再提這話。

人性的反抗

封建社會受儒家禮制的影響，對女性的壓迫是最深的。田小娥在《白鹿原》中成為一個時代裡一類不幸女性的縮影。輕輕的田小娥被父親嫁給老財主郭舉人家當小妾，對郭舉人來說，田小娥就是“性發洩工具”和“養生工具”，這是田小娥在郭舉人家存在的全部意義和價值。

炎熱的伏天，老舉人和大女人搬到陰涼的後院窯洞下榻，小女人的全部“功課”就是做了三餐端進窯洞，晚上提尿盆，早上倒尿水，除此之外，小女人田小娥再也沒有進入涼爽窯洞的資格了。

當在郭舉人家“連只狗都不如”的田小娥遇見年齡相仿、勤快能幹的黑娃的時候，對於這個年紀本該有的正常生活圖景的憧憬和期待就不可抑制地湧現出來了。田小娥想要的只是最基本的出於本能的生活需要，她對物質沒有太多的要求。

兩人的事被老舉人發現後，田小娥被休回了孃家。回到孃家的田小娥不但沒有得到家人的同情，反而在自家成了父母的“眼中釘”，父親田老秀才打發“丟臉喪德”的女兒“像用鍁剷除拉在庭院裡的一炮狗屎一樣急切”。在這樣一個時代田小娥沒有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完全是工具性的存在。

《白鹿原》裡呈現了不同人物的生存價值，都在作家陳忠實設定的生存環境白鹿原中毀滅，體現了作者在人格道德模式選擇中的徘徊和猶豫。也體現了作者在新的歷史時期對繼承傳統文化的諸多思考和疑慮。

小說《白鹿原》寫了儒家思想在農村的影響這是好的；還寫了有的地主與長工的良好關係，符合個別真實，也是好的。但在另￣些重要人物的處理上也陷於不合常理，不夠典型。如白孝文的一生都是偶然，不是事物邏輯的必然；黑娃的結局也是偶然，不是事物邏輯的必然；白靈的喪命，不是革命者內部整頓的主流表現；小娥的遭遇不是舊時代婦女命運的本質反映…這好些人物與事件都帶有白鹿原這個地方的特殊性和個別性，並不能構成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特徵和必然趨勢。所以把《白鹿原》說成什麼民族史詩，有多大教育意義，眼光太短淺了！這是文學評論界的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