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喜歡歷史的朋友，都會對中國歷史上的后妃垂簾聽政倍感興趣。一方面，它在穩定朝政、幫助少主成長上起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有可能是朝綱紊亂、血風腥雨的前奏。

然而，宋朝這個在後宮干政方面的“領頭羊”，卻避免了“呂后”、“武則天”的出現。據統計，兩宋三百餘年間，共有16位后妃不同程度地參與朝政，在歷代政治中非常罕見：

宋代為何能避免后妃亂政、壞政？宋朝的政治制度，無疑是抑制后妃權力膨脹的重要原因。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對宋朝政治制度的一種形象概括。與以往計程車族門閥政治和軍閥政治不同，宋朝是士大夫的朝代。宋代祖制就規定“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者”，鼓勵士人參與政治。士大夫也以與皇帝共天下為己任，並且運用各種手段與戰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圖控制和制約皇帝,並在許多方面和場合取得成功，主導著宋代政治的執行。

這些敢揭露皇帝不足計程車大夫，面對干政的后妃，自然也是不甘示弱。他們首先擺出“母后臨朝，變亂天下，載以史冊，可考而知”的觀點，在輿論上先對后妃形成壓制。即使干政已成事實，文官們也會用盡諫言、堅決擁護皇權等方法進行抵制和監督。到了皇帝成熟時，士大夫們便更加積極地尋求還政於皇帝。宋仁宗時期，范仲淹就曾多次為還政進言，為宋仁宗從奪回權力立下汗馬功勞。

因此，除了宋仁宗時劉太后干政11年外，其他后妃的參政時間大多隻在1-2年左右，便還政於皇帝。

劉太后

除了后妃以外，后妃背後的外戚勢力也宋代皇帝和文官們的重點“盯防物件”。在家國一體的政治體制中，國事是家事，家事也是國事。雖然是一家人，但宋朝對外戚的防範程度非常高。在中央，外戚不能擔任文官，也就不可能成為部門“一把手”；在地方，外戚不能掌握兵權。嚴密的家法，使歷朝歷代都有出現的外戚亂政在宋代較為鮮見。

因此，宋代的后妃想與朝政大員勾結，形成反叛集團，乃至危及趙宋統治，可能性非常低。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后妃臨朝聽政都是由於某些客觀原因，比如權力真空、外敵入侵等而上臺，並非某一后妃蓄意篡奪。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無疑也增強了宋代后妃干政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兩宋也是儒學復興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代，程朱理學等儒家新思想成為了宋朝的官方指導思想。像“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的觀點，無疑也會成為阻止后妃走向前臺的重要原因。

程頤、程顥像

由此可見，宋朝相對完備的政治制度，以及男權社會中對女性在思想和行為上的各種限制，是使宋代后妃難以成為“呂后”的主要原因。相反，她們還在維護政治穩定和抵禦外敵中發揮重要作用。宋哲宗的孟皇后，就是史學界普遍贊同的南宋建立人之一。如果不是女性這一身份，她們也許能成為像男性統治者一樣的天下之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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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貫穿宋朝始終，掌握朝政大權的都是皇帝與龐大的文官士大夫階層，後宮參政更多是象徵意義而已。兩宋18帝，有10位皇帝在繼承皇位過程中受到了后妃的直接控制，其中9位在登基之初由皇太后（皇太妃）直接垂簾聽政。

而兩宋后妃參政者眾多，卻並未出現漢朝呂后那般的，主要還是宋朝特殊的制度造成。后妃是封建社會女性中的上層，直接接觸帝王與冢宰之臣，唐宋時代后妃參與朝政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除了開放的盛唐，看似保守的宋朝其實后妃理政也很常見。

同時，《宋史》記載:宋三百餘年，外無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封建時代對於后妃干政幾乎都是各種貶低，然而對於宋朝後妃參政的評價卻相當高。

一般來說，兩宋眾多后妃參政，都是在皇位交替的時候。為了平穩過度，保證新君順利登基，這個時候的後宮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先帝的正宮皇后，是擁有立嗣之權的。

在唐朝與之前的朝代，皇帝是世族公卿的代表，然而兩宋時代，皇權卻空前神化，雖然宋朝皇帝專制程度遠不及後來的明清時代，但當時的皇帝以一種特殊的神秘感與眾多計程車大夫共同管理朝政。

宋朝干政的後宮不少，但始終都受到了當時勢力龐大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約束限制，作為男權社會的一種補充，並沒有像呂后、武則天那般冒天下之大不韙打破這種規制，反而很多后妃還非常支援士大夫們的各種決定，所以得到了擁護。

兩宋參政的后妃，終究都只是象徵性去“垂簾聽政”，並沒有影響到皇權、干涉到士大夫階層的利益，所以後世評價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