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各的出色，兩人生前並沒有在戰略或戰術層次上完全平等的交過手——太平天國之於清王朝在戰略上一直是以弱對強的態勢，在兵源、後勤等方面清王朝始終佔有巨大優勢，而左宗棠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在清方的地位和石達開在太平軍中的地位並不是一個層次上的，太平天國的許多重大戰略勝利中石達開都是第一功臣，但湘軍的重大戰略勝利卻沒有哪一場可以說左宗棠是最大功臣，而左宗棠成為戰略統帥級別的人物、握有決定戰略成敗的權力並不是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開始的。左宗棠在戰場上和石達開正面對陣有兩次，一次是長沙戰役時期河西橘子洲的對峙，一次是寶慶戰役，前一次石達開如願以償地控制了河西基地，後一次石達開沒能如願以償地攻下寶慶，但是前一次戰役中左宗棠只是清軍在河西的多位將領中的一員，沒有主導權，因此清軍在河西的劣勢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後一次左宗棠只是駱秉章的幕僚，戰役的主要決策者是曾國藩、胡林翼、駱秉章，又有湘軍各線精銳參戰，也不能把主要功勞歸於左宗棠的厲害，只是石達開孤軍作戰沒能敵過湘軍的全軍總動員而已。由於兩個人沒有在相同級別上較量過，戰略條件也不平等，所以很難從結果去推斷他們個人能力的高下。在左宗棠，有收復新疆的偉業，但石達開經略江西時，左宗棠本人曾有“江西事恐不可為，以民心全變，大勢已去也”的評價，石達開代楊秀清主持太平天國軍政時期，儘管太平天國正處於天京事變後極端不利的低谷中，左宗棠仍對他做出了““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諸賊之上，而觀其所為，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為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的評價，再後來，石達開寶慶撤圍半年後，風傳他即將再次起兵入川，清廷本來擬派左宗棠入主四川以拒石達開，但經過諮詢各方意見後，擔心左宗棠缺乏獨當一面的經驗和實績，不足以勝任，才會改調湖南巡撫駱秉章入川。從左宗棠本人、湘軍主要將帥和清廷的態度都不難看出，石達開之於左宗棠是一個極為棘手的敵人，而且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他在級別上比石達開還差一點。總而言之，這兩個人在同一時期在各自陣營中扮演的角色並不一樣，所處的環境也不一樣，他們的功業在性質方面也不一樣，很難說誰更厲害，只能說各有各的厲害，如果兩個人易位而處，很難說誰會更出色。以上主要是從軍事角度說的，在政治方面，石達開大概略勝一籌吧，左宗棠在政治方面也有一定建樹，但並不突出，而石達開在|“安慶易制”中為太平天國確立了一套切實可行的地方行政、經濟制度，“軍用裕而百姓安，頌聲大起”，把農民起義的宗旨和實踐結合起來，是一種創舉，另外左宗棠的人緣並不太好，因為他個性高傲，有時候做事說話太不留餘地，容易得罪人，而石達開在太平天國極得人心，楊秀清死後以25歲的年齡被舉國擁戴總理朝政，“共尊義王”，左宗棠本人也承認他“素得群賊之心”，入江西僅四個月便使得江西“民心全變”，在得民心、得人心方面，還是石達開更厲害一點吧。附：關於石達開的部份經歷（轉）1853年秋，石達開奉命出鎮安慶，節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國以往重視攻佔城池、輕視根據地建設的傳統，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逐步擴大根據地範圍，親自指揮攻克清安徽臨時省會廬州（今合肥），迫使名將江忠源自盡。過去，太平天國沒有基層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達開到安徽後，組織各地人民登記戶口，選舉基層官吏，又開科舉試，招攬人材，建立起省、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使太平天國真正具備了國家的規模；與此同時，整肅軍紀，恢復治安，賑濟貧困，慰問疾苦，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並制定稅法，徵收稅賦，為太平天國的政治、軍事活動提供所需物資。 1854年初，石達開在安徽人民的讚頌聲中離開安徽，回京述職，太平天國領導層對他的實踐給予充分肯定，從此放棄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實情的經濟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軍在西征戰場遭遇湘軍的兇狠反撲，節節敗退，失地千里。石達開看出兩軍最大差距在於水師，便命人仿照湘軍的船式造艦，加緊操練水師。在湘軍兵鋒直逼九江的危急時刻，石達開再度出任西征軍主帥，親赴前敵指揮，於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兩次大敗湘軍，湘軍水師潰不成軍，統帥曾國藩投水自盡，被部下救起，西線軍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達開又揮師江西，四個月連下七府四十七縣，由於他軍紀嚴明，施政務實，愛護百姓，求賢若渴，江西人民爭相擁戴，許多原本對太平天國不友好的知識分子也轉而支援太平軍，隊伍很快從一萬多人擴充到十萬餘眾，敵人哀嘆“民心全變，大勢已去”。 1856年3月，石達開在江西樟樹大敗湘軍，至此，湘軍統帥曾國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經陷入太平軍的四面合圍，對外聯絡全被切斷，可惜石達開適於此時被調回天京參加解圍戰，雖然大破江南大營，解除了清軍對天京三年的包圍，卻令曾國藩免遭滅頂之災。 同年9月，“天京事變”爆發，東王楊秀清被殺，上萬東王部屬慘遭株連，石達開在前線聽到天京可能發生內訌的訊息，急忙趕回阻止，但為時已晚。北王韋昌輝把石達開反對濫殺無辜的主張看成對東王的偏袒，意圖予以加害，石達開逃出天京，京中家人與部屬全部遇難。 石達開在安徽舉兵靖難，上書天王，請殺北王以平民憤，天王見全體軍民都支援石達開，遂下詔誅韋。11月，石達開奉詔回京，被軍民尊為“義王”，合朝同舉“提理政務”。他不計私怨，追擊屠殺責任時只懲首惡，不咎部屬，連北王親族都得到保護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來。在石達開的部署下，太平軍穩守要隘，伺機反攻，陳玉成、李秀成、楊輔清、石鎮吉等後起之秀開始走上一線，獨當一面，內訌造成的被動局面逐漸得到扭轉。
各有各的出色，兩人生前並沒有在戰略或戰術層次上完全平等的交過手——太平天國之於清王朝在戰略上一直是以弱對強的態勢，在兵源、後勤等方面清王朝始終佔有巨大優勢，而左宗棠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在清方的地位和石達開在太平軍中的地位並不是一個層次上的，太平天國的許多重大戰略勝利中石達開都是第一功臣，但湘軍的重大戰略勝利卻沒有哪一場可以說左宗棠是最大功臣，而左宗棠成為戰略統帥級別的人物、握有決定戰略成敗的權力並不是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開始的。左宗棠在戰場上和石達開正面對陣有兩次，一次是長沙戰役時期河西橘子洲的對峙，一次是寶慶戰役，前一次石達開如願以償地控制了河西基地，後一次石達開沒能如願以償地攻下寶慶，但是前一次戰役中左宗棠只是清軍在河西的多位將領中的一員，沒有主導權，因此清軍在河西的劣勢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後一次左宗棠只是駱秉章的幕僚，戰役的主要決策者是曾國藩、胡林翼、駱秉章，又有湘軍各線精銳參戰，也不能把主要功勞歸於左宗棠的厲害，只是石達開孤軍作戰沒能敵過湘軍的全軍總動員而已。由於兩個人沒有在相同級別上較量過，戰略條件也不平等，所以很難從結果去推斷他們個人能力的高下。在左宗棠，有收復新疆的偉業，但石達開經略江西時，左宗棠本人曾有“江西事恐不可為，以民心全變，大勢已去也”的評價，石達開代楊秀清主持太平天國軍政時期，儘管太平天國正處於天京事變後極端不利的低谷中，左宗棠仍對他做出了““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諸賊之上，而觀其所為，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為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的評價，再後來，石達開寶慶撤圍半年後，風傳他即將再次起兵入川，清廷本來擬派左宗棠入主四川以拒石達開，但經過諮詢各方意見後，擔心左宗棠缺乏獨當一面的經驗和實績，不足以勝任，才會改調湖南巡撫駱秉章入川。從左宗棠本人、湘軍主要將帥和清廷的態度都不難看出，石達開之於左宗棠是一個極為棘手的敵人，而且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他在級別上比石達開還差一點。總而言之，這兩個人在同一時期在各自陣營中扮演的角色並不一樣，所處的環境也不一樣，他們的功業在性質方面也不一樣，很難說誰更厲害，只能說各有各的厲害，如果兩個人易位而處，很難說誰會更出色。以上主要是從軍事角度說的，在政治方面，石達開大概略勝一籌吧，左宗棠在政治方面也有一定建樹，但並不突出，而石達開在|“安慶易制”中為太平天國確立了一套切實可行的地方行政、經濟制度，“軍用裕而百姓安，頌聲大起”，把農民起義的宗旨和實踐結合起來，是一種創舉，另外左宗棠的人緣並不太好，因為他個性高傲，有時候做事說話太不留餘地，容易得罪人，而石達開在太平天國極得人心，楊秀清死後以25歲的年齡被舉國擁戴總理朝政，“共尊義王”，左宗棠本人也承認他“素得群賊之心”，入江西僅四個月便使得江西“民心全變”，在得民心、得人心方面，還是石達開更厲害一點吧。附：關於石達開的部份經歷（轉）1853年秋，石達開奉命出鎮安慶，節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國以往重視攻佔城池、輕視根據地建設的傳統，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逐步擴大根據地範圍，親自指揮攻克清安徽臨時省會廬州（今合肥），迫使名將江忠源自盡。過去，太平天國沒有基層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達開到安徽後，組織各地人民登記戶口，選舉基層官吏，又開科舉試，招攬人材，建立起省、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使太平天國真正具備了國家的規模；與此同時，整肅軍紀，恢復治安，賑濟貧困，慰問疾苦，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並制定稅法，徵收稅賦，為太平天國的政治、軍事活動提供所需物資。 1854年初，石達開在安徽人民的讚頌聲中離開安徽，回京述職，太平天國領導層對他的實踐給予充分肯定，從此放棄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實情的經濟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軍在西征戰場遭遇湘軍的兇狠反撲，節節敗退，失地千里。石達開看出兩軍最大差距在於水師，便命人仿照湘軍的船式造艦，加緊操練水師。在湘軍兵鋒直逼九江的危急時刻，石達開再度出任西征軍主帥，親赴前敵指揮，於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兩次大敗湘軍，湘軍水師潰不成軍，統帥曾國藩投水自盡，被部下救起，西線軍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達開又揮師江西，四個月連下七府四十七縣，由於他軍紀嚴明，施政務實，愛護百姓，求賢若渴，江西人民爭相擁戴，許多原本對太平天國不友好的知識分子也轉而支援太平軍，隊伍很快從一萬多人擴充到十萬餘眾，敵人哀嘆“民心全變，大勢已去”。 1856年3月，石達開在江西樟樹大敗湘軍，至此，湘軍統帥曾國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經陷入太平軍的四面合圍，對外聯絡全被切斷，可惜石達開適於此時被調回天京參加解圍戰，雖然大破江南大營，解除了清軍對天京三年的包圍，卻令曾國藩免遭滅頂之災。 同年9月，“天京事變”爆發，東王楊秀清被殺，上萬東王部屬慘遭株連，石達開在前線聽到天京可能發生內訌的訊息，急忙趕回阻止，但為時已晚。北王韋昌輝把石達開反對濫殺無辜的主張看成對東王的偏袒，意圖予以加害，石達開逃出天京，京中家人與部屬全部遇難。 石達開在安徽舉兵靖難，上書天王，請殺北王以平民憤，天王見全體軍民都支援石達開，遂下詔誅韋。11月，石達開奉詔回京，被軍民尊為“義王”，合朝同舉“提理政務”。他不計私怨，追擊屠殺責任時只懲首惡，不咎部屬，連北王親族都得到保護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來。在石達開的部署下，太平軍穩守要隘，伺機反攻，陳玉成、李秀成、楊輔清、石鎮吉等後起之秀開始走上一線，獨當一面，內訌造成的被動局面逐漸得到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