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批評劉邦和親政策

和親之計，是開創性的戰略，

看一個問題，不能只看到眼前，而是子孫萬代之利。

和親政策，穩定了西漢邊境，帶來了和平發展的環境，和親，不僅僅是婚姻換和平，而且是長遠的文化滲透，同化戰略。

司馬光批評的原因，是說皇上犧牲自己的骨肉為國家換取和平，不值得，而且有下流之嫌。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批判漢高祖劉邦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先說劉邦推出和親政策的歷史背景-漢王朝初立，百廢待興，社會各個行業急需休整復甦特別是封建社會的支柱產業：農業和製造業。廣大人民需要休養生息，而面對匈奴的威脅騷擾，西漢王朝還無力對抗匈奴，特別是劉邦白登被圍之後，更是沒有力量進一步抗擊匈奴，所以為了減輕匈奴對西漢王朝的壓力，劉邦主動對匈奴採取了和親政策。

而司馬光為什麼會批評漢高祖劉邦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呢？這主要是從和親政策所產生的效果來講的。和親初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匈奴騷擾邊境的次數明顯地減少了，同時開放了邊境貿易，促進了雙方的人員物資交流，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民族矛盾。但是到了西漢後期特別是遠嫁匈奴的漢公主（西漢皇帝所賜）王昭君故去以後，匈奴又恢復了對西漢邊境的騷擾與征戰。直至漢武帝時期，這時的西漢王朝已積攢了巨大的人員，物資與財力，具備了對外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的條件，於是漢武帝準備對匈奴動手，就有了衛青，霍去病遠征匈奴的事蹟。

司馬光認為劉邦採取的和親政策不成功，主要體現在政策取得的效果持續時間不長或者效果不明顯，以至於勞民傷財每年給匈奴數量巨大的好處從而對國家財政帶來很大的負擔，最終還是導致了對匈奴的戰爭。這表明劉邦在對匈奴先前作的鋪墊基本上是失敗了，司馬光也許指的就是這一點。

漢高祖劉邦在位時，為平息匈奴攪擾，劉邦找了個庶女，其實是劉邦小妾生的，冒稱常公主，派劉敬去匈奴締結和親。遂成為史料記載中的第一位和親之女。《資治通鑑》之八十第十二卷，司馬光說：建信侯劉敬說冒頓（匈奴單于）殘暴，不能用道德去說服他，而又想與其聯姻，為何要前後這樣矛盾呢！骨肉親人的恩情，長幼尊卑的次第，只有仁義的人才能明白，怎麼要以聯姻來降服匈奴呢？先代帝王駕御夷狄民族的對策是：他們歸順就用德來安撫，他們叛擾就用就用威來震懾，從沒聽說用聯姻的辦法。況且，冒頓把生身父親是為禽獸而獵殺，對岳父會怎樣呢！劉敬的計策本已疏忽了。以上是司馬光對劉邦採用和親政策的批駁譯文。雖然現在的歷史課本對此和親有著更多的讚譽，確實也促進了民族的和諧。但我們如果站在那些被送去和親的女子的立場上，她們孤孤單單被送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周圍皆是粗獷的野蠻匈奴，習俗、語言完全不通，她們的處境是多麼的悽慘。而且依照匈奴的風俗，若單于死了，還要改嫁給他的兄弟或者兒子（冒頓單于殺死父親後就娶了母親），這在漢人看來簡直就如異於禽獸，而這些被和親的女子要獨自承受這些屈辱。古時保衛國土本該是男人們的職責，卻要用弱女子去換取和平，實在是男人的恥辱。司馬光認為和親不能長久解決匈奴攪擾犯境，對待不仁不義的匈奴只有以武力征服，所以他鄙視和批駁劉邦和親的和親制度。

關於讀書，我一直秉持孟老夫子的一個觀點：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書，都是人寫的。哪怕聖人，也會有“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時候，所以，不能渴求任何一部書是完美的，不能奢求任何一部書沒有一點瑕疵。

其次，斗轉星移，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些過去的真理，也可能變成日後的謬論，這就是歷史侷限性。

讀書時，必須帶著批判精神，要成為書本的主人，不能成為書本的奴才。

當然，也不能虛妄，毫無理由地批判一切。要大膽懷疑，小心論證，一切都要有根有據。

司馬公的《資治通鑑》，絕對是一部曠世大書。如果說《史記》是用文學的筆法寫歷史，那麼《資治通鑑》就是用政治家的眼光寫歷史，所以《資治通鑑》被歷代帝王當作教科書，也被歷代臣子當作權謀教材。

從仁義道德的角度，這沒錯。

可是，政治不僅僅是仁義道德。

難道劉邦喜歡忍受屈辱嗎？

不是啊。劉邦也是沒轍啊。和親，只是權宜之計。

當時，秦末大亂，中原內耗太大，匈奴趁機崛起，實力遠遠不是西漢可以相比的。西漢建立之初，劉邦也曾不服。

他以為憑藉剛剛打敗項羽的餘威，漢軍完全可以與匈奴一戰。結果呢，白登之圍，劉邦差點被冒頓單于給困死。多虧了謀士陳平用計，才使得劉邦僥倖脫身。

從此，務實的劉邦認識到，暫時不宜與匈奴作戰，只能讓大漢朝強大，積聚力量，從長計議。

為了穩住匈奴，麻醉匈奴，劉邦才採用了和親之計，給匈奴送女人，送財物，換取暫時的和平。

政治不是紙上談兵，必須務實。後來，漢武帝大破匈奴，正是以高祖、文帝、景帝一直以來積聚的力量作為後盾。

政治家要有長遠眼光，三代的隱忍，換來最後的揚眉吐氣，這是多大的格局和氣魄？這是大丈夫所為。這哪是那些“匹夫見辱，拔劍而起”的小丈夫所能理解的？

當然，站在和親公主的角度來看，這是悽慘的，是很不人道的。

可是，政治不是風花雪月，很多時候，政治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犧牲；很多時候，政治都是反人道的。

司馬光會不明白這些淺顯的道理嗎？

他肯定明白。

但為了維護某種價值觀，他必須站在仁義道德的高度，去宣揚這些東西。

這其實也是政治之一種。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