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從以袁黃為中心去考察古人的慈善事業如何做的話，我認為這種方式就是“勸善”！“著書立說去勸善”！而且這種方式對後世的影響力十分巨大。

慈善事業，是任何時代都不可或缺的社會暖流，正因為這股暖流的存在，天地的正能量生生不滅。今日如此，古人如此。在古代，特別是明末，關於慈善事業做的最為典型，起到的影響作用最大的代表莫過於袁黃袁了凡。

袁黃（1533年—1606年），初名錶，後改名黃，字慶遠，又字坤儀、儀甫，初號學海。了凡先生在他的前半生，因雖滿腹才華，卻屢屢不得志，鬱鬱寡歡中，後來識得棲霞山的雲谷禪師，因此，在雲谷禪師的點化下立志改過遷善，從此改名“了凡”，人稱袁了凡。

下面我們還是以袁了凡的名字作為袁黃的稱呼更合文理。

提到慈善事業，在中國古代慈善事業上，袁了凡以自己一生切身透過修善立德的方式，從而達到真正的改變命運，為世人楷模。同時，袁了凡還是中國古代迄今為止，為世人所知的第一位具名的善書作者，所作善書《了凡四訓》，是在袁了凡辭官歸鄉之後，以自己一生修德造命的案例來勸導自己的兒子袁天啟，要“摒棄浮躁，懂得修身立命，命自我造的道理”所作。

《了凡四訓》這本善書，確切來說應該屬於一部家訓，整體內容總共分四篇：《第一篇：立命之學》、《第二篇：改過之法》、《第三篇：積善之方》、《第四篇：謙德之效》，其中融匯了道教哲學中“人的先天命運是可以算定的”，又融通了佛教佛理的因果說“人生的命運是可以透過修善來改變的：即極善之人可改運（改好），極惡之人可改運（改壞）”，又滲透了儒家忠君愛國也是一大善業的思想。三教融通來勸導世人改過遷善、種德立命、修身治世，從強調“治心”入手，提倡以記“功過格”的方式進行自我督導來實現修身立命之法。

這一方法，自從《了凡四訓》這本善書問世後，被眾多人推崇，當時在社會上十分流行，以至於今天這種自我督導的修善方式仍然不為過時，效仿者眾。

總之《了凡四訓》這部書，不但勸人向善，還教會世人許多安身立命的道理。

下面，我們摘錄部分《了凡四訓》精彩語句以饗讀者：

1、人未能無心，終為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 2、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

當然，關於了凡四訓的具體內容，在此無法逐字逐句去論述，各位如果比較感興趣，推薦可以自己去閱讀，比如網路的電子版，同時也有各國學館、寺廟結緣善書處，基本都有《了凡四訓》這本善書在流通。總之，人一心求善，此書不難獲得。如果您有時間能夠定下心來慢慢將其從頭至尾去品讀，相信必會開卷有益，您也會和了凡先生一樣，至少對自己的人生命運也會處之泰然，不再盲從、憂愁、迷信。

明末，以袁了凡為中心的慈善事業，這種透過著書立說來“勸善”的慈善方式，不僅對明末以後江南地區的民間慈善事業起到了思想指導作用，也對清代以至以後的善書編撰起到了啟蒙作用。實在是開歷史之先河，後世功德無量。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應該是宋代。宋代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相應的慈善組織，收養乞丐、殘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養院”;病有“安濟院”、“惠民藥局”；死有“漏澤園”；兒童有“舉子倉”、“慈幼局”……這些都是官辦性質的慈善組織和福利機構。

　　與此同時，官府鼓勵民間參與到慈善活動中來，出現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規模的慈善機構，誕生了一批“慈善明星”。如著名理學家朱熹，在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創設“社倉”，備荒救災，地方政府撥給一定的平價糧，由鄉間人士負責經營管理。

　　同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則在蘇州創設“義莊”，置良田十餘頃，將每年“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劉宰、黃震、真德秀等中國古代慈善明星，都是宋代人。

　　到了明清時期，中國古代民間慈善組織進一步壯大，幾乎涉及所有社會領域，系中國古代民間慈善組織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期。

　　明清時期，社會上以“會館”形式出現的各種新型互助救濟組織，則直接推動了民間慈善事業的大發展。

　　會館，是一種地緣性、行業性十分明顯的鄉幫組織，其開館目的是“答神庥、篤鄉誼、萃善舉”。說白了，會館就是老鄉和同業者的互助平臺，其作用突出表現在捐資助學、助喪、施醫、濟貧諸方面。

　　如清福建人陳宗蕃在北京創設的“福建同鄉會館”，開宗明義為“鄉中試子來京假館之所，以恤寒而啟後進也”;徽商所開設的會館常附設“殯舍”、“義冢”、“義莊”，為死者、病者提供免費服務。

　　分攤集資好理解，就是入會者平均攤捐款項。而抽取提成，則是根據各入會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緒三十二年，蘇州“石業公所建立學堂兼辦善舉”，其常年用款便是採取抽提的辦法，由17家石作坊議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錢四文”。

　　需要說明的是，現代慈善活動中不時發生的“逼捐”現象，在古代也存在，不少時候的捐款，都帶有強制性質。不只如此，對不能及時捐付款項的，還有強制“罰款”規定。如清嘉慶二十二年北京藥行議定：每月正月初一要準時到會館交銀錢，“毋得遲延。

如午刻不到，罰銀二兩。”

　　至於用行政命令要求捐款的，就更多了。如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臨汾大地震後，山西便發要求全省的公職人員捐款賑災，給災民建房子，不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