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最著名的武俠小說作家，享譽海內外，有三億讀者，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但是晚年的金庸最在乎不是他的武俠小說，而是自己的學術地位。金庸說，“學問不夠，是我一生的一大缺陷”，在晚年的時候想有所作為和突破。

1999年，金庸就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2000年，金庸被評上了浙大博士生導師的資格，2001年開始招收歷史系古代史專業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

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董健在接受《金陵晚報》記者採訪時稱：“那一次，金庸來南京，我作為南大文學院院長，全程參與了接待工作。在和他一起吃飯的時候，他一再強調，他是歷史學家，而非小說家！後來給南大學生作報告的時候，我們本來想請他講講武俠小說，可是他一再堅持要講歷史政治方面的內容，後來，我們做了讓步，他給學生們作了題為《南京的歷史政治》的講演。

那天，金庸的講演讓在場所有人大失所望，可以說是十分失敗。演講中百出的歷史政治方面的錯誤引起了學生們不停鬨笑，場面很是尷尬。當時，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對我講，以‘歷史學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別說是院長了，在南大歷史系當個副教授都不夠。”

歷史系退休教授何忠禮稱，金庸博士生導師資格歷史系沒有透過，是上級領導決定的：“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讓他帶博士完全是誤導學生。”

金庸招收的三個博士生對金庸也不滿意，金庸雖然是導師，但極少過問學生們的學業，除了帶他們參加過“華山論劍”、“南湖論劍”這樣的活動外，師生雙方一個學期只見一次面，每次聊上幾個鐘頭，而正規的授課則從來沒有過。

金庸太忙了，社會活動多，商業氣氛濃，學術品味差，功利性太強了。《金庸傳》作者傅國湧說，“金庸的一個問題是，他太希望以歷史學者的身份被人們記住，其實就憑他的14部小說，他已經足夠不朽了，何必還孜孜不倦地四處奔走追求聲名。”

更慘的是，博士還沒有畢業，金庸導師卻辭職了。

董健（南京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金庸辭職，我的第一反應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錯位”，金庸是一個非常好的武俠小說家，但自從到浙江大學至今，沒有寫出什麼學術研究論文，或在核心刊物上發表過什麼文章。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說，據我所知，中國史學界沒有人認為金庸是一位歷史學家。

北大教授陳平原認為，“對於中國歷史的獨立思考，乃金庸小說成功的一大關鍵”,但是，“對金庸的史學修養，不應估價太高”。

小說家是小說家，歷史學家是歷史學家，你寫的小說再好，也不一定是歷史學家。金庸自認為在小說上已經功德圓滿了，很想在歷史學上更進一步，人們喜歡聽他講武俠，他偏偏給你講歷史，在北大一次的演講被認為是一般一般，反響不大。金庸的歷史學水平，在學術界是不被認可的。

導演張紀中認為，金庸選擇去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就是憋著一口氣，要回擊那些曾經嘲笑金庸學問功底不夠的批評者們。

2005年6月22日，83歲的金庸註冊成為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學生。最終，金庸花了五年時間，在劍橋大學分別拿到了歷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金庸拿了劍橋大學的博士還不滿足，然後又開始到北大攻讀博士，可惜年事已高，身體趨弱，導致他未能按計劃完成學業，無法拿到博士文憑。應該給北大一個贊，沒有濫發文憑。

金庸不是歷史學家，但是說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肯定是過於刻薄了。余英時認為“對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詣更為欣賞”。金克木說金庸的史學佛學見解，“論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學佛學入小說，在武俠中講‘破相”,那就超人等了”。張五常說：“我平生遇到過的學問高人無數，查先生是其中一個。”

金庸決心寫一部《中國通史》，來證明自己的學術能力和歷史觀。金庸表示，半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有過好幾部《中國通史》，其中周谷城、范文瀾和翦伯贊寫的中國通史，寫得都非常好，給了他許多啟發。

金庸寫《中國通史》理由有三條：已有的中國通史古文太多，青少年學生難以卒讀；已有的中國通史往往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半個多世紀來的中國通史幾乎全都是以階級鬥爭為主線。金庸表示，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改變一下寫作手法，用白話文，用小說體寫歷史，使青少年學生更容易閱讀；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陳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民族融合史觀詮釋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

只可惜，金庸去世了，我們也沒有看到他寫的《中國通史》。

金庸是史學著作就是《袁崇煥評傳》，在學術界看來，不過是本普及性著作而已。金庸的《袁崇煥評傳》有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吹捧清朝太過，過度貶損明朝。

金庸說：“整體說來，清朝比明朝好得多。從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個君主，他們的總平均分數和明朝十六個皇帝相比，我以為在數學上簡直不能比，因為前者的是相當高的正數，後者是相當高的負數。”明朝不如清朝敗仗打得多，合約簽得多，土地割得多。

金庸吹捧努爾哈赤為“自成吉思汗以來，四百多年中全世界從未出現過的軍事天才”，可是這個軍事天才最後死在誰手裡啊，牛皮吹得太大了。

金庸還自信滿滿，“滿洲戰士後來打敗了俄羅斯帝國的騎兵，打敗了尼泊爾的啹喀兵，打敗了蒙古兵，打敗了北韓兵，打敗了越南兵，間接打敗荷蘭兵，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兩百年中，無敵於天下。”康熙簽訂的《尼布楚條約》送給俄羅斯多少土地，還說什麼“無敵於天下”。

金庸的個人感情色彩太濃，缺乏歷史學者的客觀公正。寫歷史不是寫小說，可以隨意發揮的。金庸距離一個歷史學家還是有距離的。

金庸先生擁有多個世界級學府的榮譽博士頭銜，15部經典著作，早已成為全球華人家喻戶曉的鉅著，所謂凡有井水處，必有金庸書，成就至此，夫復何求。至於金庸先生的學術水平，聽我一一道來。

一、金庸先生的字寫得不好，詩寫得不好，詞寫得不好，對聯的不好，古文寫的不好，假如這些便是國學的全部，金庸先生國學非但不好，基本可算是不及格。清末時，中國遭遇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西學東漸，在耕讀傳家的大士族中，金庸的父輩幾歲時就要進行學習掌握的參加科舉的基本功，而到了金庸這一代，時局突變，這些敲門磚的功夫已失。金庸身為海寧查氏子弟，按理說他的家族應該特別重視舊學教育，其實不然，金庸大師接受的完全是新式教育。

二、金庸先生長成後，先後就讀於中央政治學校，東吳大學，專業卻非文史，而是外交與國際法，所以金庸先生的舊學素養源自家學的甚少，他的文史知識多半出自於自學。自學獲取知識總量甚巨，但知識缺乏系統基礎，有欠紮實記憶，存在盲點，做學問，缺少必要的訓練。所以金庸先生儘管文史知識豐富，但是在做學問方面，確實技不如人，他曾經擔任浙江大學教授，就學術教育方面，或許會有欠缺。

三、但教授學者的數量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但金庸先生只有一個。對待故國的文史，先生從不缺乏溫情，更貴在能"化"。金庸先生於"文"能化，見其小說；金庸先生於"史"能化，見其所寫社論，他對當世中外情勢的把握，令人驚歎。金先生對歷史，對現實的穿透力與預見性，不遜於任何一位學術大師。他於八十高齡遠赴劍橋大學學習，更是人所不及。

四、所以，金庸先生的學問不是深還是不深的問題，而是"才大如海，不可衡量"。對於質疑他學問水平的人，我只能說"夏蟲不可語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