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追問，中國魯迅學界對魯迅的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有了更為接近魯迅本身的認識。魯迅在中國的價值——對華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對黑暗的堅韌反抗。在20世紀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代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對幾千年來封建禁錮下的華人的精神進行徹底的劣根性的反思，敦促華人衝出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從而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確定自己在世界的恰當定位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確方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之所以稱魯迅為“民族魂”，我認為就在於他對於華人的精神，即民族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謂奴性，並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給人做奴僕，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處於奴隸狀態，依賴於外在的某種力量或者自身虛構的某種東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獨立，思想之自由，屬於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為奴，開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爭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沒有達到理性的境界，對自身與外界尚沒有深刻的系統的理解。
理性，是達到了這種境界，對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及其相互關係有了理性的認識，成為了自覺的理性的人。
一個人的精神發展要經過奴性、悟性、理性這三個階段，一個民族直至整個人類同樣也要經過這三個階段。而民族和人類的精神自覺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類的思想家、文學家，對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類的人性進行內審與反省，並以文學為途徑把自己反思的結晶傳達給人民，以改變本民族的精神和人類的人性。
魯迅正是為了改變華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學道路的，他是偉大的思想家，但是並不同於毛澤東、孫中山那樣的政治領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類精神現象、深刻反思華人精神的偉大思想家；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但並不同於專門致力於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革命家，而是傾心於改變華人精神的革命家；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但並不同於茅盾、沈從文那樣的側重描摹社會世態與鄉土風俗的文學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煉華人精神特徵、為華人提供反思自我“鏡子”的文學家。
“抗拒為奴”思想，是一直延續到當代最重要的價值
魯迅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提出“立人”主張。他登上五四文壇後，寫出《阿Q正傳》等不朽著作，從反面批判人性的殘缺，後期則以雜文為武器全力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他畢生所致力的，就是對華人精神的反思，啟悟華人“悟己之為奴”，改造自己的國民性，從奴性狀態上升到悟性境界。而這種反思的目的，就是為了華人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放年輕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他與黑暗苦鬥，為光明苦爭，傲視權貴，對“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毫不妥協，骨頭最硬；悲天憫人，為被壓在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吶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堅韌而悲壯地反抗絕望，苦苦奮鬥了一生。
他深刻的思想與精美的作品使他不僅在中國具有巨大價值，在東亞以至全世界都產生了越來越深遠的影響。日本從竹內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魯迅學家對魯迅“抗拒為奴”思想的共鳴就是明證。這是魯迅所承擔的歷史的職責，也是他恆久的一直延續到當代的最重要的價值。
魯迅的這種當代價值和意義，絕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政治集團所獨享的，而是普世的，是華人以至全人類精神文化發展所需要的。正因為魯迅具有這樣的價值，是從根柢上深刻反思華人的精神以至整個人類的人性，所以必然觸動了每個讀魯迅的人的神經中樞，牽扯到所有文化論戰的核心問題，因為種種文化論、戰爭論的根柢，說到底也是應該怎樣認識人類自己與外部世界的問題。因而至今總有人罵他，攻擊他，也總有人推崇他，紀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論戰也都要把魯迅牽連進去。
魯迅給我們留下了《野草》、《彷徨》那樣的無比完美的文學文字，也給我們傳下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那樣獨闢蹊徑的學術經典，但是最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對華人精神以至整個人類的人性的反思和對黑暗的反抗。他的那些無比精美的作品，正是這種反思和反抗的結晶。
其實，這種反思，不僅對於一個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對於一個人，乃至整個人類，也是最為重要、帶有根本性的。日本、南韓也是從反思這一點接受魯迅的，已故的日本魯迅學家伊藤虎丸先生提出了“個的思想”，認為人只有透過“迴心”和“反省”、“看見自己”，才可能“自己成為自己”，達到“個的自覺”。
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企盼華人的精神自覺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追問，中國魯迅學界對魯迅的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有了更為接近魯迅本身的認識。魯迅在中國的價值——對華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對黑暗的堅韌反抗。在20世紀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代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對幾千年來封建禁錮下的華人的精神進行徹底的劣根性的反思，敦促華人衝出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從而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確定自己在世界的恰當定位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確方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之所以稱魯迅為“民族魂”，我認為就在於他對於華人的精神，即民族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謂奴性，並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給人做奴僕，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處於奴隸狀態，依賴於外在的某種力量或者自身虛構的某種東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獨立，思想之自由，屬於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為奴，開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爭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沒有達到理性的境界，對自身與外界尚沒有深刻的系統的理解。
理性，是達到了這種境界，對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及其相互關係有了理性的認識，成為了自覺的理性的人。
一個人的精神發展要經過奴性、悟性、理性這三個階段，一個民族直至整個人類同樣也要經過這三個階段。而民族和人類的精神自覺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類的思想家、文學家，對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類的人性進行內審與反省，並以文學為途徑把自己反思的結晶傳達給人民，以改變本民族的精神和人類的人性。
魯迅正是為了改變華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學道路的，他是偉大的思想家，但是並不同於毛澤東、孫中山那樣的政治領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類精神現象、深刻反思華人精神的偉大思想家；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但並不同於專門致力於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革命家，而是傾心於改變華人精神的革命家；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但並不同於茅盾、沈從文那樣的側重描摹社會世態與鄉土風俗的文學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煉華人精神特徵、為華人提供反思自我“鏡子”的文學家。
“抗拒為奴”思想，是一直延續到當代最重要的價值
魯迅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提出“立人”主張。他登上五四文壇後，寫出《阿Q正傳》等不朽著作，從反面批判人性的殘缺，後期則以雜文為武器全力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他畢生所致力的，就是對華人精神的反思，啟悟華人“悟己之為奴”，改造自己的國民性，從奴性狀態上升到悟性境界。而這種反思的目的，就是為了華人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放年輕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他與黑暗苦鬥，為光明苦爭，傲視權貴，對“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毫不妥協，骨頭最硬；悲天憫人，為被壓在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吶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堅韌而悲壯地反抗絕望，苦苦奮鬥了一生。
他深刻的思想與精美的作品使他不僅在中國具有巨大價值，在東亞以至全世界都產生了越來越深遠的影響。日本從竹內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魯迅學家對魯迅“抗拒為奴”思想的共鳴就是明證。這是魯迅所承擔的歷史的職責，也是他恆久的一直延續到當代的最重要的價值。
魯迅的這種當代價值和意義，絕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政治集團所獨享的，而是普世的，是華人以至全人類精神文化發展所需要的。正因為魯迅具有這樣的價值，是從根柢上深刻反思華人的精神以至整個人類的人性，所以必然觸動了每個讀魯迅的人的神經中樞，牽扯到所有文化論戰的核心問題，因為種種文化論、戰爭論的根柢，說到底也是應該怎樣認識人類自己與外部世界的問題。因而至今總有人罵他，攻擊他，也總有人推崇他，紀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論戰也都要把魯迅牽連進去。
魯迅給我們留下了《野草》、《彷徨》那樣的無比完美的文學文字，也給我們傳下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那樣獨闢蹊徑的學術經典，但是最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對華人精神以至整個人類的人性的反思和對黑暗的反抗。他的那些無比精美的作品，正是這種反思和反抗的結晶。
其實，這種反思，不僅對於一個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對於一個人，乃至整個人類，也是最為重要、帶有根本性的。日本、南韓也是從反思這一點接受魯迅的，已故的日本魯迅學家伊藤虎丸先生提出了“個的思想”，認為人只有透過“迴心”和“反省”、“看見自己”，才可能“自己成為自己”，達到“個的自覺”。
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企盼華人的精神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