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桃夭篇詩譯如下：桃樹長得多麼壯盛，花兒朵朵正鮮美。這位女子出嫁後，定能使家庭和順。桃樹長得多麼壯盛，果實累累結滿枝。這位女子出嫁後，定能使家庭美滿。桃樹長得多麼壯盛，綠葉茂盛展生機。這位女子出嫁後，定能使家人幸福。這首詩非常有名，即便只讀過很少幾篇《詩經》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天天，灼灼其華”。這是為什麼呢？我想，無非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詩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動。拿鮮豔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麗，實在是寫得好。誰讀過這樣的名句之後，眼前會不浮現出一個象桃花一樣鮮豔，象小桃樹一樣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給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覺。寫過《詩經通論》的清代學者姚際恆說，此詩“開千古詞賦詠美人之祖”，並非過當的稱譽。第二，短短的四字句，傳達出一種喜氣洋洋的氣氛。這很可貴。“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細細吟詠，一種喜氣洋洋、讓人快樂的氣氛，充溢字裡行間。“嫩嫩的桃枝，鮮豔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歡樂和美帶給她的婆家。”你看，多麼美好。這種情緒，這種祝願，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生活的熱愛，對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點，這首詩反映了這樣一種思想，一個姑娘，不僅要有豔如桃花的外貌，還要有“宜室”、“宜家”的內在美。這首詩，祝賀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賀人新婚的詩那樣，或者誇耀男方家世如何顯赫，或者顯示女方陪嫁如何豐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講“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確實高人一等。這讓我們想起孔子稱讚《詩經》的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孔子的話內容當然十分豐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這樣一種思想呢？陳子展先生說：“辛亥革命以後，我還看見鄉村人民舉行婚禮的時候，要歌《桃夭》三章……。”（《國風選譯》）聯絡到這首詩所表達的思想，農民娶親“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桃夭》篇的寫法也很講究。看似只變換了幾個字，反覆詠唱，實際上作者是很為用心的。頭一章寫“花”，二章寫“實”，三章寫“葉”，利用桃樹的三變，表達了三層不同的意思。寫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麗；寫實，寫葉，不是讓讀者想得更多更遠嗎？密密麻麻的桃子，鬱鬱蔥蔥的桃葉，真是一派興旺景象啊！這首詩不難懂，但其中蘊藏的道理，卻值得我們探討。一個問題是，什麼叫美，《桃夭》篇所表達的先秦人美的觀念是什麼樣的？“桃之夭天，灼灼其華”，很美，豔如桃花，還不美嗎？但這還不行，“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還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這才完滿。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社會很為流行。關於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楚國的伍舉就“何為美”的問題和楚靈王發生了爭論。伍舉說：“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國語·楚語》）很清楚，伍舉的觀點是“無害即是美”，也就是說，善就是美。而且要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無害。這種觀點最主要的特點是強調“善”與“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實際上賦予了美以強烈的政治、倫理意義。“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那意思是說，統治者重賦厚斂，浪費人力、物力，縱慾無度，就不是美。應該說，這種觀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義。但它否定了“善”與“美”的差別，否定了美的相對獨立性，它不承認“目觀”之美，是其嚴重侷限。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雖然也有其對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觀”之美，但這種善即是美的觀點，在先秦美學中應該說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學觀念，主要是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的。孔子也持著這樣一種美學觀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他讚賞“詩三百”，根本原因是因為“無邪”。他高度評價《關雎》之美，是因為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合於善的要求。在評價人時，他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善與美，善是主導方面。甚至連選擇住處，孔子也說：“里仁為美。”（《論語·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見，孔子關於美的判斷，都是以善為前提的。但孔子的美學觀，畢竟是前進了。它已經不同於伍舉的觀點，已經開始把美與善區別開來，作為不同的兩個標準來使用了。“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當然，透過對《韶》與《武》的評價，還是可以看出，“盡美”雖然被賦予在“盡善”之外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地位，但只是“盡美”，還不能說是美，“盡善”才是根本。至此，我們回頭再來看看《桃夭》篇，對它所反映的美學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當時人的思想觀念中，豔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過是“目觀”之美，這還只是“盡美矣，未盡善也”，只有具備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麗的少女，合格的新娘。第二個問題隨之而來，美的具體內容不僅僅是“豔如桃花”，還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與善之結合，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這種觀念呢？先秦人為什麼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麼重要呢？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還不僅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說在整部《詩經》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義上說，《詩經》是把這方面的內容放在頭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說它在《詩經》中的地位是很為突出的。如果我們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內容擺一擺，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問題，在《詩經》中確實是佔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桃夭篇詩譯如下：桃樹長得多麼壯盛，花兒朵朵正鮮美。這位女子出嫁後，定能使家庭和順。桃樹長得多麼壯盛，果實累累結滿枝。這位女子出嫁後，定能使家庭美滿。桃樹長得多麼壯盛，綠葉茂盛展生機。這位女子出嫁後，定能使家人幸福。這首詩非常有名，即便只讀過很少幾篇《詩經》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天天，灼灼其華”。這是為什麼呢？我想，無非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詩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動。拿鮮豔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麗，實在是寫得好。誰讀過這樣的名句之後，眼前會不浮現出一個象桃花一樣鮮豔，象小桃樹一樣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給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覺。寫過《詩經通論》的清代學者姚際恆說，此詩“開千古詞賦詠美人之祖”，並非過當的稱譽。第二，短短的四字句，傳達出一種喜氣洋洋的氣氛。這很可貴。“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細細吟詠，一種喜氣洋洋、讓人快樂的氣氛，充溢字裡行間。“嫩嫩的桃枝，鮮豔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歡樂和美帶給她的婆家。”你看，多麼美好。這種情緒，這種祝願，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生活的熱愛，對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點，這首詩反映了這樣一種思想，一個姑娘，不僅要有豔如桃花的外貌，還要有“宜室”、“宜家”的內在美。這首詩，祝賀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賀人新婚的詩那樣，或者誇耀男方家世如何顯赫，或者顯示女方陪嫁如何豐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講“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確實高人一等。這讓我們想起孔子稱讚《詩經》的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孔子的話內容當然十分豐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這樣一種思想呢？陳子展先生說：“辛亥革命以後，我還看見鄉村人民舉行婚禮的時候，要歌《桃夭》三章……。”（《國風選譯》）聯絡到這首詩所表達的思想，農民娶親“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桃夭》篇的寫法也很講究。看似只變換了幾個字，反覆詠唱，實際上作者是很為用心的。頭一章寫“花”，二章寫“實”，三章寫“葉”，利用桃樹的三變，表達了三層不同的意思。寫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麗；寫實，寫葉，不是讓讀者想得更多更遠嗎？密密麻麻的桃子，鬱鬱蔥蔥的桃葉，真是一派興旺景象啊！這首詩不難懂，但其中蘊藏的道理，卻值得我們探討。一個問題是，什麼叫美，《桃夭》篇所表達的先秦人美的觀念是什麼樣的？“桃之夭天，灼灼其華”，很美，豔如桃花，還不美嗎？但這還不行，“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還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這才完滿。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社會很為流行。關於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楚國的伍舉就“何為美”的問題和楚靈王發生了爭論。伍舉說：“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國語·楚語》）很清楚，伍舉的觀點是“無害即是美”，也就是說，善就是美。而且要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無害。這種觀點最主要的特點是強調“善”與“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實際上賦予了美以強烈的政治、倫理意義。“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那意思是說，統治者重賦厚斂，浪費人力、物力，縱慾無度，就不是美。應該說，這種觀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義。但它否定了“善”與“美”的差別，否定了美的相對獨立性，它不承認“目觀”之美，是其嚴重侷限。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雖然也有其對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觀”之美，但這種善即是美的觀點，在先秦美學中應該說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學觀念，主要是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的。孔子也持著這樣一種美學觀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他讚賞“詩三百”，根本原因是因為“無邪”。他高度評價《關雎》之美，是因為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合於善的要求。在評價人時，他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善與美，善是主導方面。甚至連選擇住處，孔子也說：“里仁為美。”（《論語·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見，孔子關於美的判斷，都是以善為前提的。但孔子的美學觀，畢竟是前進了。它已經不同於伍舉的觀點，已經開始把美與善區別開來，作為不同的兩個標準來使用了。“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當然，透過對《韶》與《武》的評價，還是可以看出，“盡美”雖然被賦予在“盡善”之外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地位，但只是“盡美”，還不能說是美，“盡善”才是根本。至此，我們回頭再來看看《桃夭》篇，對它所反映的美學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當時人的思想觀念中，豔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過是“目觀”之美，這還只是“盡美矣，未盡善也”，只有具備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麗的少女，合格的新娘。第二個問題隨之而來，美的具體內容不僅僅是“豔如桃花”，還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與善之結合，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這種觀念呢？先秦人為什麼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麼重要呢？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還不僅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說在整部《詩經》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義上說，《詩經》是把這方面的內容放在頭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說它在《詩經》中的地位是很為突出的。如果我們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內容擺一擺，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問題，在《詩經》中確實是佔有無與倫比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