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第的形成究其淵源可溯至東漢。
東漢的經學世家和豪強地主是魏晉門閥地主的萌芽。
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學成為入仕最主要，也是最榮耀的一條道路。官學和私學也圍繞通經致仕這一核心繁榮起來。累世經學和累世公卿這一現象在西漢已出現了：如韋賢、韋玄成父子相繼為宣、元二朝宰相；平當、平晏父子為哀帝時宰相；於定國父子兩世三公。
如果說這種現象在西漢是僅有的幾例的話，那麼東漢就大不一樣了。
趙翼曾說：“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①東漢一代累世經學的世家更多：如桓榮、桓鬱、桓焉一家三代皆以明經而為帝王師；伏氏自伏生後歷兩漢400年不衰。累世公卿現象也比西漢普遍而典型：如弘農楊氏自楊震至楊彪，四世為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又如歐陽氏一家“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②
豪強地主的出現對門第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東漢豪強地主勢力的迅猛發展是在秦朝及西漢歷史上看不到的，這是因為秦及西漢是小農經濟佔據主導地位，地主也是“編戶齊民“，一樣承擔國家的賦稅和徭役。但是自西漢中後期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失敗後，大族勢力便肆無忌憚的發展起來了。
仲長統曾不無憂慮的指出：“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佈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幃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③
這種經濟上的豪族在東漢比比皆是，他們為門第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經濟基礎。
但還要注意到漢代一些任官制度和教育制度也是有利於門第形成的。
如任子制極易形成代代相繼的大族，而且全憑家世，不看德才。
教育制度上仕宦之家的子弟都能獲得優先入學的特權。如明帝時為功臣子孫“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①。以後梁太后又下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②。這在東漢也形成了不少累世寵貴的官僚之家。如鄧氏一門“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③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④還有竇氏、梁氏莫不如此這般。
歷史上一般將魏文帝時九品中正制度的設立作為門第形成的標誌，是皇權向世家大族妥協讓步的結果。我們認為這並不完全正確。首先九品中正制度的設立有其歷史原因，這就是漢代選舉制度的徹底腐敗和漢末大亂，四方錯雜，人物已不可詳考。其次九品中正制度本身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⑤如果確實按這一制度實行也無大問題。但是由於大小中正皆取“著姓士族”來充當，這一制度也就為世族所操縱，從而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因此九品中正制度雖不是門第形成的原因，但是卻對門第起了極大的保障作用。
那麼門第究竟在何時形成？如果硬要劃一個時間界限的話，那就是在魏末晉初。
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末晉初的政局變化，是後來門第形成的關鍵。門第的形成不是依靠“塚中枯骨”，而是依靠“當代軒冕”①。唐先生的觀點是精譬的。如果我們從個案來考察，魏晉南北朝的高門大族大都淵源於此時。我個人對瑯琊王氏的研究也發現，奠定後來王氏家族的關鍵人物王祥、王戎、王衍均生活在這一時期②。此外陳郡謝氏、潁川庾氏、廬江何氏等等均如此③。
兩晉南北朝是門第發展的鼎盛時期。
西晉統治者為了照顧世族利益，推行了佔田制、課田制和蔭宗族、佃客制。世家大族口尚清談，不及實事，生活極端腐朽奢侈。西晉在經歷了短暫的繁榮後，迅速衰敗，歷八王之亂而亡於匈奴劉氏之手。
東晉是在南北大族相互妥協下建立的。東晉一朝皇權極度衰落，岌岌可危。開始是“王與馬、共天下”，後來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等相繼與司馬氏“共天下”，始終維持著門閥政治的格局。他們還利用大批流民過江避難的機會，廣泛吸收部曲、佃客，建立起自己的別墅、莊園。門閥世族的全盛時期，也就是他們開始走向衰落的起點。他們佔據著高層政權，但卻不務實事，至東晉後期已腐朽不堪。
南朝宋、齊、梁三朝是由過江低等士族所建立，陳朝政權的核心已由南方土著所掌握。雖然門閥士族仍然擁有著優越的地位，但面對著寒門庶族興起這一歷史事實，他們卻惶恐不安，在政治上強調任官“須人門兼美”，在等級上強調“士庶天隔”，在婚姻上竭力反對“婚宦失類，”總之力圖築起門第的高牆來繼續排斥庶族寒門，但這已無法挽救他們退出歷史舞臺的命運。
北方雖歷經戰亂，王朝更迭，但北方的門閥世族也經久不衰，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等等。北方世族雖然就腐朽程度來說比南方世族要好一些，但是北方門閥世族政治卻比南方更為典型，孝文帝“定姓族”使門閥政治制度化了。在這一制度下，昔日馬上的少數民族權貴，也演變成了門閥大族。不過就世族干預皇權來說，北方要明顯弱於南方。
儘管在南北朝末期，南方實行了選舉制度的變革，北方出現了“罷門資之制”，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代還是門閥世族的時代，籠罩著濃烈的門第等級氣氛。
門第的形成究其淵源可溯至東漢。
東漢的經學世家和豪強地主是魏晉門閥地主的萌芽。
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學成為入仕最主要，也是最榮耀的一條道路。官學和私學也圍繞通經致仕這一核心繁榮起來。累世經學和累世公卿這一現象在西漢已出現了：如韋賢、韋玄成父子相繼為宣、元二朝宰相；平當、平晏父子為哀帝時宰相；於定國父子兩世三公。
如果說這種現象在西漢是僅有的幾例的話，那麼東漢就大不一樣了。
趙翼曾說：“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①東漢一代累世經學的世家更多：如桓榮、桓鬱、桓焉一家三代皆以明經而為帝王師；伏氏自伏生後歷兩漢400年不衰。累世公卿現象也比西漢普遍而典型：如弘農楊氏自楊震至楊彪，四世為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又如歐陽氏一家“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②
豪強地主的出現對門第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東漢豪強地主勢力的迅猛發展是在秦朝及西漢歷史上看不到的，這是因為秦及西漢是小農經濟佔據主導地位，地主也是“編戶齊民“，一樣承擔國家的賦稅和徭役。但是自西漢中後期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失敗後，大族勢力便肆無忌憚的發展起來了。
仲長統曾不無憂慮的指出：“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佈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幃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③
這種經濟上的豪族在東漢比比皆是，他們為門第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經濟基礎。
但還要注意到漢代一些任官制度和教育制度也是有利於門第形成的。
如任子制極易形成代代相繼的大族，而且全憑家世，不看德才。
教育制度上仕宦之家的子弟都能獲得優先入學的特權。如明帝時為功臣子孫“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①。以後梁太后又下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②。這在東漢也形成了不少累世寵貴的官僚之家。如鄧氏一門“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③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④還有竇氏、梁氏莫不如此這般。
歷史上一般將魏文帝時九品中正制度的設立作為門第形成的標誌，是皇權向世家大族妥協讓步的結果。我們認為這並不完全正確。首先九品中正制度的設立有其歷史原因，這就是漢代選舉制度的徹底腐敗和漢末大亂，四方錯雜，人物已不可詳考。其次九品中正制度本身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⑤如果確實按這一制度實行也無大問題。但是由於大小中正皆取“著姓士族”來充當，這一制度也就為世族所操縱，從而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因此九品中正制度雖不是門第形成的原因，但是卻對門第起了極大的保障作用。
那麼門第究竟在何時形成？如果硬要劃一個時間界限的話，那就是在魏末晉初。
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末晉初的政局變化，是後來門第形成的關鍵。門第的形成不是依靠“塚中枯骨”，而是依靠“當代軒冕”①。唐先生的觀點是精譬的。如果我們從個案來考察，魏晉南北朝的高門大族大都淵源於此時。我個人對瑯琊王氏的研究也發現，奠定後來王氏家族的關鍵人物王祥、王戎、王衍均生活在這一時期②。此外陳郡謝氏、潁川庾氏、廬江何氏等等均如此③。
兩晉南北朝是門第發展的鼎盛時期。
西晉統治者為了照顧世族利益，推行了佔田制、課田制和蔭宗族、佃客制。世家大族口尚清談，不及實事，生活極端腐朽奢侈。西晉在經歷了短暫的繁榮後，迅速衰敗，歷八王之亂而亡於匈奴劉氏之手。
東晉是在南北大族相互妥協下建立的。東晉一朝皇權極度衰落，岌岌可危。開始是“王與馬、共天下”，後來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等相繼與司馬氏“共天下”，始終維持著門閥政治的格局。他們還利用大批流民過江避難的機會，廣泛吸收部曲、佃客，建立起自己的別墅、莊園。門閥世族的全盛時期，也就是他們開始走向衰落的起點。他們佔據著高層政權，但卻不務實事，至東晉後期已腐朽不堪。
南朝宋、齊、梁三朝是由過江低等士族所建立，陳朝政權的核心已由南方土著所掌握。雖然門閥士族仍然擁有著優越的地位，但面對著寒門庶族興起這一歷史事實，他們卻惶恐不安，在政治上強調任官“須人門兼美”，在等級上強調“士庶天隔”，在婚姻上竭力反對“婚宦失類，”總之力圖築起門第的高牆來繼續排斥庶族寒門，但這已無法挽救他們退出歷史舞臺的命運。
北方雖歷經戰亂，王朝更迭，但北方的門閥世族也經久不衰，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等等。北方世族雖然就腐朽程度來說比南方世族要好一些，但是北方門閥世族政治卻比南方更為典型，孝文帝“定姓族”使門閥政治制度化了。在這一制度下，昔日馬上的少數民族權貴，也演變成了門閥大族。不過就世族干預皇權來說，北方要明顯弱於南方。
儘管在南北朝末期，南方實行了選舉制度的變革，北方出現了“罷門資之制”，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代還是門閥世族的時代，籠罩著濃烈的門第等級氣氛。